孔鲤：土木堡与夺门，一场悄无声息的分赃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为何内斗不止、无法团结？（明末篇）》，整整两年过去了，一直有朋友要我再聊一聊，于是今天打算聊一聊明朝初期的一场著名战败。
但我要先从明朝的南北分治谈起。众所周知，明朝一开始建都南京，后来迁都到了北京，但南北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弥合。从唐末开始，南方和北方就实质性地长期分属于不同政权，更重要的是，里坊制瓦解后的南北，分别走上了不同社会基层路径，南方开始宗族化，而北方开始集权化。而我们知道，区分族群的核心要素不是基因，是文化，文化是由社会基础组织结构产生的，因此当历史走到元末的时候，南北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了。
无论元朝的四等人制度是否存在，宗教力量极强的元廷对南方人与对北方人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从忽必烈修运河到拿下南宋，南方地主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被统战的，而蒙古帝国最大的困境就是蒙古人太少，这件事导致蒙古族群到任何一个地方进行统治都不得不在地化，从萨满教到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以及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在南方也不例外。
因此与很多人理解的不一样，元王朝对南方的徭役很薄弱，土地也侵占得不多，蒙古贵族的庄田往往集中在北方。于是我们会看到，南方原生地主在地方上其实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始终被保持着。
这也能解释缘何明朝建立后，南方地主里很多人反而更怀念元朝：朱元璋的明帝国建立在南方，高度依赖于南方地主的赋税，所以对南方地主毫不留情，从空印案到胡惟庸案，连片的南方地主被清算，其中就包括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
这也能解释为何南方地主都很拥戴朱允炆，建文朝的大量官员都是南方地主，这一点从年号的变化中也能看到，不再洪武，开始建文。于是建文朝认为田赋不均是大问题，不让苏松人进户部也是，于是建文一并废除，并大量任用了南方人，比如齐泰（江苏溧水人）、黄子澄（江西分宜人）、方孝孺（浙江宁海人）、卓敬（浙江瑞安人，户部侍郎）、陈迪（安徽宣城人，礼部尚书）。
但很显然，从军管社会的洪武朝，到文治社会的建文朝，建文并没有照顾到淮西军勋的利益，他手上没有足够的淮西武将地主，因此迅速败亡。
那么朱棣呢？
朱棣其实是忽必烈与朱元璋共同的「儿子」。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述，一方面他有足够强悍的北方军事地主，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北方地主、宁王朱权与蒙古人建立了联系。其中张玉就最为明显，张玉早年曾出仕元朝，官至枢密院知院，元亡后随元顺帝逃亡漠北，在洪武十八年才归附明朝。
这就是为什么朱棣必须要迁都，他的根基不在南方，他的基本盘完全在北方，换言之，靖难之变看起来是王朝内部的一次权力争夺，实则是南北经过几百年的各自发展后又快速统一，最终无法消纳各自溢出力量的一场释放。
是一场改朝换代。
所以朱棣迁都后大力扶持了北方地主，包括从从元朝归顺过来的张玉，包括蒙古族军官火真、吴成、薛贵，也包括淮西军勋中跟着朱棣去北方的，也包括朱棣在北方的新贵族与掌握皇庄的太监。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明清帝国接下来几百年的主题：
南北矛盾。
当南北的斗争从军事变成政治时，其实已经下降了烈度了，这也是明代党争的根源。
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明代阉党。但实际上到了明代，所谓宦官专政完全不能和汉唐比较，一方面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可以担任外廷的官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具有任何可以取代政权的机会。
那么当时的宦官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首先，宦官们主要是北方人，但因为他们没有子嗣，所以他们更多倾向于侵占土地后快速折现，而不是长期经营土地供养子孙。第二，在他们快速折现的过程中，他们会更加依托于权力，因为只有附庸权力才能绕开大量程序，这就必然导致了他们会倾向于北方政权。
于是一个很简单的推论就出来了，因为北方大量土地在皇族、宦官手中，那么大量的赋税都交给了南方。
所以所谓的阉党和士大夫的斗争，本质上是北方宦官地主在田地快速折现的诉求与南方士人地主在田地赋税较高上的反抗之间的斗争。
聊到这里，我们才终于要开始进入主题。
因为如果这个大主题大背景不讨论清楚，那么我们看明朝很多事件都会只聚焦于上层的博弈（这在近代史当代史研究中同样如此，我之前说过数次）。
现在让我们来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
朱祁镇是明朝第一个出生在北方的皇帝，他身边的所有力量都来自北方，这一点很重要。
他母亲孝恭章皇后孙氏是山东邹平人，而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则在山西介休县担任主簿，建立了大量地方关系，而后改任河南永城县主簿，又带着永城县的百姓前往天寿山给朱棣修陵，后来升任鸿胪寺序班。当然，也有说法朱祁镇是被抱养的，但无论如何他社会学意义上的母亲都是孙太后。
从这个履历我们能看出来，他外公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的华北系统地头蛇，而且直接参与了国家最核心的建设之一，无论是掌握的秘密还是参与的油水，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而朱祁镇的祖母诚孝昭皇后张氏，也就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母亲，她自己就是河南永城人，她父亲兵马副指挥张麒更是直接参与过靖难之役的。
此外，朱祁镇的皇后钱氏，虽然祖籍南直隶，但她的曾祖父钱整就已经是朱棣做燕王时的老部下任燕山护卫副千户了，祖父钱通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父亲钱贵继承了祖传的武职，多次随朱棣、朱瞻基北征，凭借战功升至都指挥佥事。直到女儿被选为皇后，钱贵才被提拔为中府都督同知。
由此可知，朱祁镇的母系和后系是完全的北方地方实力派，虽然在官职上不够显赫，但接连祖孙三代选的都是北方人或靖难燕山人，那所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就很清晰了。
这一点绝对不能忽略，因为离开了这一点，你没法理解为什么会选王振来朱祁镇身边。很多人都说王振惑主，但几乎没有人思考过，到底是谁选择的王振？
我们先看一看朱祁镇他爹驾崩前（宣德十年）的六部格局。
一、吏部尚书蹇义，而后蹇义当年病重，郭琎接任。蹇义是朱元璋时期的元老，朱允炆时期就是吏部右侍郎了，等朱棣攻入应天府（今南京），担任了吏部尚书，从此担任了长达三十三年的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吏部是管理官员考核和升迁的，蹇义作为吏部尚书能坐这么久，这本身就意味着他有海量的门生故吏，但这样一个人，却没有被选为大学士（当时朱棣为了制衡六部，开设内阁，大学士由此成为决策/咨询机构），可以想见当时在朝堂上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对他所把持的官僚系统依旧是颇为忌惮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接任的郭琎是北平（明初迁都前称呼）人，然而好景不长，在正统朝他很快就被弹劾走，然后南方人王直来接任，直到夺门事变后朱祁镇才又一次任命王翱（北直隶，今河北沧州人）来当吏部尚书。
二、户部尚书自几年前郭资病逝后，一直没有新的任命。郭资是武安人，担任过北平左布政使，一直负责朱棣的军需粮饷，因此朱棣即位后，他在夏元吉手底下干了很多年，夏原吉是建文朝的大臣，等夏原吉卸任之后，朱棣立马任命了郭资。郭资病逝后，朱瞻基一直没有任命户部尚书，由此可知帝国的财政即便暂时不交给别人打理，皇帝也不会想轻易交给外人，直到朱祁镇即位，一个大兴县的刘中敷才来接任。
刘中敷在正统朝被弹劾后，很快朱祁镇任命了山东人王佐，王佐一直在河南镇守，之后督理甘肃军饷，直到土木堡之变后他被杀死。土木堡之变后，朝堂发生了剧变，发生在户部的特点就是终于任命了一个南方人，淮安人金濂，长期在湖广、江西、浙江任职。等金濂在景泰朝病逝，接任的是长期担任南京户部尚书的张凤。由此可见，土木堡之变后，户部的权限被南方地主长期把持。
三、礼部尚书是著名的胡濙，胡濙是多朝元老，一直传闻他专门替朱棣打探朱允炆的下落，由此担任礼部尚书三十二年。
四、兵部尚书王骥，北直隶人，历任山西兵科给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右侍郎，是实打实的北方军勋利益的代表，履历非常直白，因此在北京保卫战后，景泰皇帝即位，立刻打发他去了南京总督机务，实际上就是把他放在南京囚禁起来，直到夺门事变后他又拥立了朱祁镇。至于王骥之后的兵部尚书，是应天府尹邝埜（死在土木堡之变中），再往后就是著名的于谦了。关于于谦我们接下来再谈。
五、刑部尚书过去一直是金纯担任，金纯是凤阳人，在南方步入仕途，由蹇义推荐给朱棣，长期在刑部工作，后来出事被允许内退，但刑部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主官，直到朱瞻基驾崩那一年，魏源接任。魏源虽然是江西人，但长期在北方工作，处理宣府大同边疆事务治理有功。
六、工部尚书最关键的节点是永乐早期。朱棣为了迁都，大力提拔亲信在北平修紫禁城，因此当时的工部尚书是最重要的人选之一，朱棣就任命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郭资，等迁都后，郭资立马去了户部，而工部则长期在李友直、吴中这些北方人手中。此时的皇帝还没大修宫殿，因此工部地位不够彰显，等到了嘉靖朝才会发现工部尚书变化的剧烈程度。
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叙述六部格局，是因为在宣德朝晚期，虽然大学士内阁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毕竟没有完全地像嘉靖以后那样，所以六部官员无论是在决策还是执行上，都有着极大的话语权。此外我们发现，虽然朱瞻基时期的南北官员是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中，但在他生命中最后一年里，还是有意识地任命了大量北方人。我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他一定在为未来的格局做铺垫。
那么回到上面的问题，几乎可以做出一个猜想：王振，蔚州（在今天河北和大同的交界处）人，大概率是朱瞻基主动给朱祁镇选的。
有了这么一个大前提，我们再来看朱祁镇登基时的辅政大臣就会有更深的感受了：英国公张辅（张玉的儿子）、胡濙、杨士奇（大学士，江西人）、杨荣（大学士，福建人）、杨溥（大学士，湖北人）。
细节，细节很重要。很多人往往只关注三杨和王振，却没有思考过在当时的格局下，天平早就微微倾斜了。
另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朱祁镇亲政当天，就宣布了北京为国都。
《明史》记载：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明实录》记载：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朔，改给两京文武衙门印，先是北京诸衙门皆冠以行在字，至是，以宫殿成，始去之，而于南京诸衙门增南京二字，遂悉改其印。
这是极其关键的一个信号。虽然朱棣迁都了北京，但定都问题始终没有确定。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即位后就打算迁回南京，因此他直接说南京是皇城，北京只是一个行宫。其实，朱高炽的基本盘也是南方文人地主，解缙就是典型例子，而他那造反的弟弟朱高煦的基本盘才是北方军事地主。
等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登基后，父命不可违，但朱瞻基作为平衡高手，他选择了搁置争议，徐徐图之，因此北京变成了行在，但一切行政办公都在北京。
这是一段非常隐秘且微妙的岁月。说隐秘是因为，这件事一旦被揭开，朝堂上的平衡就立刻会被打破。
那么有人揭开吗？
有。
谁？
朱祁镇。
说到这里，正文才刚刚开始。但说到这里，本文的核心叙事也已经和盘托出了。我并无意科普土木堡事变、北京保卫战和夺门之变的整个细节，那得写好几篇，但相信有了这样一个结构化结论的朋友，一定能猜到我接下来想说什么。
先说为什么要平衡。
答案很简单，从永乐十八年迁都，到正统十五年朱祁镇亲征，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时间，而且在这三十年里，大家一门心思经营北京的时间（即确定帝都在北京）也只有正统六年到十五年的十年时间。换言之，留给北方官员或者说基本盘在北方的官员的时间太少了，大量基层选拔的官员还没能完整爬上来，官僚体系的选拔任命是有时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官僚系统的重心还没有变化，整体上还是更倾向于南方。
其次我们来看朱祁镇有多着急。
拿于谦举例。于谦在正统朝被下狱过，《明史》里写得很清楚：谦入朝，荐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
意思是，于谦来北京了，于是推荐了王来、孙原贞来接替自己，而这两个人是谁呢？王来，浙江慈溪人，担任过江西新建县学教谕，也做过山西左参政。孙原贞，江西德兴人，任河南右参政、浙江左布政使。
我们对比一下于谦的履历：浙江杭州府钱塘人，高祖于夔开始担任元朝的官员，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于谦本人历任河南、山西巡抚。
对照一下会发现，这几个人恰恰就是于谦一路提拔起来的人，北京保卫战后，王来加兼大理寺卿、为南京工部尚书，孙原贞任兵部左侍郎、兵部尚书，而他们在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又全部被罢免。
《明史》里面写这一段是很有用意的，其实就是直接明示了当时朱祁镇在针对什么，要知道官员推荐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偏偏南方地主出身的于谦就在这种事情上被下了狱。
第三是因为三杨的去世。
很多人说三杨是抗衡王振的一面墙，这话说对了一半，一半是三杨也是抗衡南方士人的一面墙。三杨是南北平衡的标志，他们作为南方人，却在各个不同时期向皇帝积极考虑（仔细注意一下会发现他们从没考虑过朱高炽），因此他们就是帝国平衡的柱石，一旦他们倒下，南北、文武的矛盾就失去了一切缓冲。
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尴尬的。因为随着帝国的逐渐倾斜，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最终会决出胜负，这个时候始终想要维持局面不变的人，一定会被所有人侧目。我们今天只看到了王振和三杨矛盾的记载，但可想而知，其他南方臣子和三杨的矛盾也必然比比皆是。
比如正统朝后期新进入内阁的，马愉（山东临朐县人）是宣德二年状元，曹鼐（北直隶真定府人）是宣德八年状元，陈循（江西吉安人）是永乐十三年状元，苗衷（安徽定远人）是永乐九年进士榜眼，商辂（浙江淳安人）是正统十年状元。
发现了什么？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状元。
这意味着，在当时想要进入内阁，是完全论资排辈的，而不是说像朱棣朝时期皇帝的直接任命，这也意味着在三杨去世后，内阁就实际上形同虚设了。
我们常说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指的是矛盾的冲突是一定会爆发的，但爆发的方式是考验人为操作的。
可以微操，可以下猛药。什么时候需要微操，什么时候需要下猛药，这才是考验政治能力的时刻。
显然，急躁且有明确倾向的朱祁镇需要快速用一场战争来打破平衡，打破现有格局下利益分配的冲突，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战争最终成为了列侯们分赃的饕餮盛宴。
想要分赃的原因是，不存在一个真正的皇帝了。
看起来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是皇帝，但实际上所有人内心都明白，自土木堡之变葬送了那么多大臣后，整个官僚系统出现的是前所未有的真空，甚至是堪比建国时期的真空，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努力争夺份额。
而景泰皇帝朱祁钰，只是大家推出来的一个盟主。
而于谦呢？是朱祁钰推出来的背锅侠。
要知道，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担任了兵部尚书，而他这个兵部尚书是吏部尚书王直力主推荐的，王直是南方人。而我们上面提到，三杨去世后，内阁实际上就形同虚设，换言之，这个时候于谦被推出来，他只是兵部尚书，不是内阁首辅，也不是吏部尚书，但他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政治格局，不仅官员任命要通过他，而且他有权总督军务（之前的兵部尚书无权过问军士总数份额等）。
换言之，于谦这个时候其实获得了最高的权力。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景泰皇帝需要。景泰的皇位非常不稳，而于谦因为独揽大权，所以得罪了太多人，包括自己的亲信，比如王伟、石亨、罗通等。是的，你没有看错，后来在夺门之变中的活跃分子石亨是于谦提拔起来的亲信，包括后来于谦儿子也是石亨推荐的。石亨、曹吉祥，这些都是借着这件事崛起的，但后来他们一直被于谦压着。
而于谦人生中的两个重要时刻分别是什么时候呢？
一是在也先兵临城下时没有选择迁都。
他是南方人，但他是临危受命的南方人，他已经获得了最高权限。而如果真的迁都，一方面帝国北境不稳，另一方面他回到南方后自己的独特优势立刻会消失，到时城也没守住，他也不会有高于他人的杠杆。
二是在朱祁镇夺门之变时他没有选择反击。
于谦希望立朱祁钰的儿子为皇帝，只要保证现有格局不变，他就拥有最大份额。而他曾经提拔起来的很多人希望复立朱祁镇，只要发生格局剧变，他们就有新的定策之功。
这是于谦的高光时刻。作为政治家，获取权力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关键时刻如何处理事情才是关键。于谦是有牌选择反击的，但他选择了接受。
接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朝堂重新恢复了平衡。但恢复了一个不需要皇帝的平衡。
于谦当时有两个方案，一是主动抬出朱祁镇，二是抬出朱祁镇的儿子。但他选择不反击，反而可以给后来朱祁镇搞掉那些参与夺门的人以一张盾牌。
因为景泰皇帝朱祁钰虽然被架空，但景泰朝的权力是集中的，虽然是集中在于谦手里；但朱祁镇的天顺朝开始，权力就分散了。
朱祁镇复辟登基后，基本上就变成了分赃大会，这个时候朱祁镇也认了，因为没有这些人分赃就没有他的合法性，所以在杀了兵部尚书于谦、谨身殿大学士王文、都督范广、司礼监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人后，又保留了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内阁学士高谷等在迎复、易储等问题上维护过朱祁镇的大臣们的职位后，把没有明显表态的户部尚书张凤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萧维祯改为南京同官（实际上是给有功的人留位置），然后就变成了分赃的狂欢。
比如武清侯石亨变成忠国公、都督张軏（河间王张玉之子，定兴王张辅之弟）为太平侯、张輗（张軏弟弟）为文安伯、都御史杨善为兴济伯、朱祁镇舅舅孙继宗为会昌侯、司设监太监（正四品）曹吉祥的嗣子曹钦从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升到都督同知（从一品）、曹吉祥的侄子曹铉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新晋兵部尚书徐有贞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提督操练右都御史罗通的儿子们都为千户所。
而除了朱祁镇亲自封赏的外，石亨的家族有五十多人门客有四千多人都被塞进了锦衣卫任职。
所以上文说，天顺年间，实际上皇帝是被大幅度分权的，石亨和曹吉祥实际上掌握了京营，又通过让陈汝言当兵部尚书、郝璜当兵部右侍郎控制了兵部，还有石亨的密友沈固当户部尚书，并且撤了巡抚制度，但吏部虽然没了王直，却依旧有王翱在，石亨无法插手，于是让吏部右侍郎由张用瀚、吏部司员外郎由万祺担任。
换言之，拥有夺门之功的人们差不多把朝廷分赃了个遍。
但之后呢？之后就变成了内部的矛盾了，于是石亨、曹吉祥就开始和徐有贞、李贤产生了矛盾，开始内斗。分赃不均的结果就是如此。
我们注意到，朱祁镇其实是一直在忌惮石亨和曹吉祥，在礼部侍郎薛瑄辞官后，礼部尚书王翱推荐了岳正，岳正是北直隶人，正统十三年的榜眼，朱祁镇立马来了兴趣，还表示这是我们北方人，于是立刻让他入阁，并且用岳正来制衡石亨和曹吉祥，只不过岳正没有太多的派系帮助，他作为北方人，崛起得实在太薄弱，于是一个月后就出阁了。
这个时候徐有贞被贬、薛瑄请辞、岳正出阁、许彬去南京，内阁就只剩下李贤和吕原，李贤和吕原都不出头，于是石亨和曹吉祥权力更大。
比如石亨的同乡孙弘当了吏部左侍郎，更重要的是皇帝身边卫士都由二人安排，但在一个不断分权的时代，谁掌握最大份额谁就被所有人盯上。
是的，所有人都盯着石亨派系。于是兵部尚书陈汝言被弹劾撤职，李贤推荐河南老乡左都御史马昂，王翱没有同意，而是推荐了与石亨关系不错的工部尚书赵荣，最后朱祁镇选择了马昂为兵部尚书；很快，吏部左侍郎孙弘长辈去世，朱祁镇本来就对他不满，于是立刻让孙弘去守制，便让姚夔（被石亨发配去了南京当礼部右侍郎）担任了礼部左侍郎；紧接着，朱祁镇恢复了巡抚制度。
换言之，朱祁镇要想真的拿下石亨和石彪叔侄以及曹吉祥和曹钦父子，是有很多人积极参与的，因为大家都会乐意，但问题在于，干掉以后的局面，会更加难以收拾。
这就是为什么于谦地位高。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总结很突兀？其实不然。因为整个天顺朝，明帝国是没有核心的，曾经的皇帝失败了，列侯们的饕餮盛宴你来我往。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树立一尊神，那么大家的分赃一定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这才是于谦在明宪宗朱见深的成化朝初期被平反的根本原因。于谦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当时的朝堂已经到了只能找到于谦的地步了。
而明清帝国的真正成型，就在朱见深手上。
成化年是一切明代官僚制度的定型时刻，其中大量制度化建设影响至今。
1，漕运。明初有海运、淮运和陆运三种，即便是通过运河，农民运送也会耽误农时，所以成化七年，根据应天巡抚滕昭（汝州人）的建议，农民只需要把粮食送到长江边上，接下来又漕军负责即可，从而漕运的数额和时间开始定型。
2，科举。科举的八股取士不是从明初开始的，而是在成化二十三年开始的，当时的主考官是刚入阁的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尹直（江西泰和人）和右春坊右谕德吴宽（南直隶苏州人），这两个南方人出题：乐天者保天下，从而奠定了八股文的基础；此外，之前殿试时间是三月初一，后来因为成化第一个儿子（也是太子）病逝，在三月初六下葬，所以殿试时间就改成了三月十五，从此成为定制，这个改动背后的原因是三月初一的日期是朱元璋在南方搞的，而到了北方时，由于殿试在奉天殿（今天的太和殿）前面的空地上搞，三月初一还是很冷，于是就变成了十五。
是的，南北并重。
漕运是很浪费钱的，明清维持帝国的运行状态是不紧急的，因为北方打仗需要的粮草收益远低于漕运支付的成本，这使得帝国始终在负债运行，所以只能高度依靠于外部的输入，这才导致帝国最后受到海外白银的影响那么大：无论是西班牙战争导致的明末白银短缺，还是拉美革命导致的清末白银短缺。
可以说，成化年是明清帝国最重要的时间段之一，而这个背景溯源是土木堡之变后带来的南北力量达成平衡，说难听点就是_____。
我们做个总结：平衡是困难且必要的；平衡不是不可打破的，但轻易打破的平衡一定会带来不可逆转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分赃。
最后送一个彩蛋，出自黄宗羲《弘光实录钞》第一句：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蓄之以为史料者也。
这些史料写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所谓的历史变局，造成过程有他一份。自己做过的一切，最后只有老鼠才会关注它，这一切就是因为自己做过的这一切。而结局是什么？是除了老鼠，只剩下自己会把这些当回事，把它当作史料来写《实录》。
我变成了寒夜里的老鼠。
鼠先于邸报和臣在这句话里出现。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要变成黑夜里的老鼠，别人发烛才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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