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他们诞生的条件和方式有何区别？
无产阶级的诞生及其特点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出现，促使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主要是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新生的阶级。
此外，还出现了依附于外国在华企业和洋行的买办阶层。早在中国近代工业出现以前，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已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码头工人和在外国轮船上做工的海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他们比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早三四十年左右。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开设工厂，产业工人队伍也随之扩大。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举办军事工业，随后又举办民用工业，以及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增长。他们多是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
由于中国近代企业发展受到限制，产业工人人数增长也很慢。70 年代，全国大约不到1万人，80年代增加到4.5万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有9万多人。
其中，外资在华经营的近代企业中有3.4万人，中国近代军工企业中有9100～10819人，炼铁与纺织业中有5500～6000人，近代矿业中有1.6～2万人。此外，还有数千名海员、数万名码头运输工人，以及相当数目的市政建设工人，因无精确统计数字，均未计算在内。
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但它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由于它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些压迫的残酷性是世界所罕见的。因此，他们富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第二，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比较集中。工人大都集中在通商口岸的几个大城市和少数企业中。光绪十七年（1891 年），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四大城市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 70% 以上（不包括矿工），而且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中。工人的集中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第三，与农民阶级的联系密切。他们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具有天然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进行反抗斗争。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些外资工厂中的产业工人，就曾和手工业工人一起掀起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的罢工。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罢工；祥生船厂工人为反对外国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十二年，开平煤矿为要求平等的工资待遇而罢工；十三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工人进行反对延长劳动时间的斗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反抗精神。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与买办转化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要比无产阶级晚三四十年。自19世纪70年代始，洋务派兴办一批官办、官督商办之类的民用企业，这类企业的总办、会办、提调之类的经营管理者和投资入股者，绝大多数都是官僚、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成为最早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领路人。
与此同时，民间出现的一些商办资本主义企业的商人、买办和官绅，亦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洋务派的民用企业在全部近代企业中占绝对优势，这类企业的经营者和投资入股者的资本比较雄厚，与封建官府的关系密切，而且多数人具有官衔或官职。
他们往往依赖官府，利用权势的庇护以促进企业的发展。这些特殊的条件促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的雏形。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资产阶级还处在雏形阶段，即向资产阶级转化时期，而且人数、资本和企业都很有限。他们仅仅拿出一部分财富投资于新式企业，而更多的财富聚敛仍依靠握有大量的土地，或经营钱庄、典当、商号以及依靠官衔权势进行超经济剥削等封建剥削形式。
这说明，他们还没有获得“独立”形态的经济地位，“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到20世纪前十多年间，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才形成独立的阶级。
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控制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僚，以及实际负责经营这些企业的买办。他们既是封建地主、官僚或买办，又具有近代企业资本家的某些特点。
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既具有在客观上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因素，并为它的发展创造了某些便利条件，但是也存在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的惰性势力。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包括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及经营商办企业的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上层由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转化而来，中下层则是从民间普通的工商业者上升而成。
上层一般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力量较雄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密切。中下层企业的规模小，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系少而矛盾较大，经常遭到破产的威胁，革命性较强。
不管是它的上层或中下层，都带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经常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有革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有妥协性的一面。
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等客观条件造成的。
晚清时期的买办，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买办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买办。那时的买办主要是为外商采办伙食、用品，或为外国商馆管理内部事务，或居间买卖。鸦片战争后的买办，主要是指充当外国公司、洋行、银行、工厂的华人经理，或为外商推销商品、收购原料的代理人。
由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逐渐增多，洋行大量涌现，买办的数量亦随之增多。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华洋行约209家；19世纪末已增至933家，买办多达1万多人。
买办的职能亦随之发生变化：60年代前，主要职能是替洋商经理账务、出纳和保管等；60年代后，因商务活动激增，便逐渐专业化。如职能专业化，分账务、保管、采购、销售等；行业专业化，分轮船、码头、银行、保险等；商品专业化，分鸦片、丝、茶、匹头等。
但买办是一个很不稳定的集团，进与出的转化都是频繁的。如广东商人、浙江丝商和沿海等通商口岸的一些官绅士子转化为买办；有的买办则向官僚转化，如吴健彰、杨坊、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纳资捐官。
但其中有的由买办转化为官僚，有的则转化为官督商办企业的主持人，既是“官”，也是代表商股利益的“商”，而不再是买办。他们积累的资金，由附股干洋商企业，转到官督商办企业上来，成为商股的主要来源。官督商办企业失败后，他们自办企业，成为商办企业的骨干，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一条重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