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才杨度：从“帝制余孽”到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地下党员

作者：青峰

湖南近现代人物系列之一：杨度

杨度，对不大了解近现代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对于历史仅限于普通教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反派反面的人物，是“帝制余孽”代表人物。

然而，对于真正了解杨度其人事略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与时代成长进步的奇人。

今天笔者就以杨度为开篇，以近现代史上湖南著名人物写一个系列，揭开湖南近现代史上150年来众多风云人物的传奇篇章。

青年时的杨度

1975年冬，时已病危中的周恩来总理把秘书叫到跟前，让其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批准入党并直接领导他的。《辞海》上若有杨度的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这一条重磅消息，在1978年7月和9月由文物局长和作家夏衍相继在《人民日报》上个发表批露后，在当时中国史学界与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因为，数十年来，杨度一直是一个反面角色，“帝制的余孽”，有谁能想到这么一位民国遗老，居然是中共早期党员，而且是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29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其入党介绍人是我党秘密战线上杰出的战士潘汉年同志，批准入党人的是我们党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总理。

那么，杨度作为晚清历史、民国之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是如何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呢？

在其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在其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又给我党做过哪些贡献呢？

一、杨度的早年，一心想以君主宪政改造中国

杨度，1875年1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字皙子，别号虎头陀。杨度祖先世代务农，杨度10岁时过继给了其伯父杨瑞生。其伯父因早年参加湘军以军功升任为总兵，故杨度小时家境比较殷实，因读书极其聪慧，其伯父杨瑞生十分看重他，所以杨度在少年、青年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

1892年，即光绪十八年，17岁的杨度考取了秀才，次年乡试中又顺利考中了举人。后二次参加进士科考落第。

留学日本时期的杨度

在进京会试期间，正逢中日甲午海战，大清惨败，大清被迫割让了台湾，并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

朝廷的此举激怒了天下读书之人，由是暴发了“公车上书”运动。这期间，杨度亦参与其中，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后因时局的急剧变化，杨度的学习兴趣转向了新学，并寻求强盛中国的新办法新出路。

1895年，从京师返回湖南湘潭后，一代名儒王闿运亲赴其家招杨度为弟子，随其学习帝王之术。年轻的杨度很快得其真传。

杨度的一生随王闿运学习不过几年，但这短短的几年，对杨度后来一生的学术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杨度没有跟随王闿运学习的这几年，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肯定是另一番光景，不会有后来如此的坎坷和戏剧性的人生。以杨度的才学人品会在近现代史上会有更大的成就与光芒。

这是历史的遗憾。

1902年，因为曾经参与过“公车上书”的杨度早已被清廷拉入了黑名单，其一度考取的经济特科进士功名也被慈禧除名了。

这一年，杨度自费前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与黄兴、吴稚辉等人成为同学。受留日学生影响，其思想日趋激进。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津与宪政。

杨度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图中左二为惕度

在日本期间，杨度因其1903年10月发表的《湖南少年歌》获得了极高的个人声誉与知名度。其诗曰：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此诗一出，流传全国，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受鼓舞，其中就有时年10岁就读于东山小学的毛泽东。

1905年，杨度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沪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提出官绅自筹款自办粤汉铁路，并到武汉拜见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

不久后，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杨度圆满完成任务后，再度返回日本。此时的杨度，在日本留学生中声望大增，俨然留日学生领袖，风头一时无两。

当时，正在海外从事反清事业的孙中山先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与年长，亲自从日本横滨赶往东京，拜会杨度，并试图说服杨度加入其反清事业。

当事人章士钊后来回忆：

当时(1905年)，孙中山携带一个小仓袱从横滨赶到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中，以杨度为有名。孙、杨初次见面，竟然攀谈了三天三夜。“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可惜的是，一向辩才无碍的孙中山完全说服不了口才同样一流、思想一样激进的杨度。

杨度一向主张君主立宪，主张保皇，并不认同孙中山武力革命的道路。杨度认为：孙中山要用暴力推翻清朝，如同一剂猛药，原本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宪政，自上而下的改良，使中国富强。

两个人的主张完全不在一条线上，初次见面自然告吹。

不过，在二人分手时，杨度与孙中山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杨度一生的“朋友圈”

尽管孙中山与杨度的这一次历史性会面没有实质性结果。但是，在此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岁月中，杨度还是为孙中山办成了二件大事。

其一是杨度把自己的好友黄兴推荐给了孙中山。孙、黄二人的结盟，直接催生了后来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其二是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时，此时的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屯兵湖北，准备挥师南下讨伐革命军。孙中山两面受敌，处于人生的至暗时刻。在这个危机之中，孙中山派人联系杨度，希望他游说直系首脑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持陈炯明。就在有人对杨度这位保皇党人是否会出手相援时，孙中山坚定相信了杨度，并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

事实证明，孙中山对杨度个人政治品格的信任是正确的。

杨度获此情况后，立即行动，亲自到保定找到曹锟，晓以利弊，并成功说服了曹锟。这也是历史上吴佩孚为何不趁陈炯明之乱时挥师南下，在湖北按兵不动的直接原因。

二、追随袁世凯，铸成一生的大错

1912年，大清被推翻后，民国成立，杨度回到国内后，开始在民国政坛纵横捭阖，着手推行他一心坚持的君主立宪事业，实践他的“帝王之学”。

1916年，袁世凯复辟时的杨度，主持天坛祭祀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袁世凯是最有权势的实力派人物，北洋军的首脑，于是杨度决心追随袁世凯。

杨度早年遭清廷通缉时，由于袁世凯对其极为赏识，于是资助了杨度一笔钱，并帮助其去日本留学。所以说，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获此消息的杨度立刻从北京南下赶到河南彰德洹上村，拜会因朝廷摄政王载沣以“足疾”开缺在此隐居的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

因为这层关系，加上早年一心坚持君主立宪是强盛中国最好的道路，所以回国后的杨度与袁世凯过从紧密，一度成为了袁世凯私人的“国策私人顾问”，甚至是“国师”。

在杨度看来，君主立宪制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现状的政体，也是摆脱列强侵略欺压、强盛中国的“灵丹妙药”。

就在杨度为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日夜忙碌的时候，他并不了解袁世凯所要的只是“君主”二字，至于“立宪”二字，袁世凯压根儿就不想要，他要的大独裁，绝对的权力。

民国三年，即1915年，袁世凯公然解散议会，此时的杨度仍然天真地寄希望于袁世凯，并发表了他有名的一文《君宪救国论》，并于同年8月14日，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等6人，联名发起“筹安会”，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鼓动与支持袁世凯称帝。

同年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月底，袁世凯下令于次年(即1916年)改元为“中华帝图洪宪元年”，并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为皇帝。

至此，这场由杨度等人为首导演的重新复辟帝制的丑剧，大到高潮。

此后的结局，这是杨度当初怎么也想不到的，袁世凯登基83天后，就在全国人民一致讨伐下落幕了。袁世凯也在国民的唾骂声中于1916年6月6月一命归天。袁世凯临死前，曾一度大呼：“杨度误我！杨度误我！”

不管历史中临死前的袁世凯是否真的有所悔悟，我们不必再去追究。但是，此事对杨度一生的打击是至命的，宣告了他大半生“帝王之学”的破产，也宣告了他一心追求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根本成活不了。

袁世凯的帝制失败后，“筹安会”的“六君子”被北洋政府以帝制祸首罪名，或被通缉，或被勒令悔过。

遭遇此打击的杨度一时心灰意冷，避居天津，对政治也失去了兴趣，开始礼佛并一度出家，自号虎佗禅师。

在此后大约十年时间左右，理想破灭了的杨度潜心于佛学的研究，并撰写了论佛学的文章10多篇，计千万余字。在这近10年中，除1922年因中山先生落难，请其出山游说曹锟阻止吴佩孚挥师南下外，杨度基本上没有参与民国政治活动。

1922年，因对曹锟游说成功，原本已经定心礼佛不问世事的杨度重新又升腾起了对政治的兴趣，他兴冲冲地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后，要求加入国民党。这件事意味着孙、杨二人当年在日本的那场争论，杨度以实际行动表示了认输并希望践行当初的诺言。

为此，孙中山先生深为欣喜，面对国民党内高层的质疑之声，中山先生特地电告全党，宣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然而，2年后，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度加入国民党一事也从此无人问津了。

孙中山逝世后，杨度颇为悲痛，为孙中山先生撰写了一幅挽联以明心迹。其联曰：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加上早年己去世的同学黄兴，在国民党高层中，杨度再也找不到知己，于是开启了在上海寓居寄于上海杜月笙门下当清客的岁月。

杨度的书法作品

也正是在上海杜月笙门下当清客的一段时光，杨度开启了他一生最富传奇的晚年岁月。

三、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提供许多有用的情报

从杨度早年的经历来看，谁也不会预料到杨度在其晚年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个跨度毕竟太大。正因如此，所以当1978年7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露杨度是我党早期由周恩来总理发展的秘密党员，并在总理单线联系领导下的党员时，史学界一片震惊。由是，杨度一生的历史定位也被全面改写。

那么，杨度晚年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又的昵？他又是如何结识我党早期重要人物的呢？

历史说来也巧，1922年，礼佛研究佛学多年杨度到上海找到孙中山后，当时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为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也正在上海，于是经孙中山介绍，杨度认识了李大钊，并与李大钊一见如故。

其后，杨度便开始了和一些共产党员的交往，并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李大钊落难，杨度不顾危险，卖掉个人房产，全力营救李大钊

1927牟4月4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民国大佬熊希龄女儿的婚礼。在婚宴上，杨度无意之中从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的汪大燮口中探得一个紧急消息：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

这本来是一个极其机密的事，汪大人燮由于并不了解此时的杨度，把杨度引为了“反赤”同道，无意间向他透露了这么一个绝密的消息。

杨度得知此消息后，内心大为震惊，但他面不改色，推说临时有事，中途便退席走了。

他找到胡鄂公(早期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便是李大钊)后，要他赶快通过可靠之人转告李大钊。同时，杨度又派其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到李大钊的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士钊火速转告李大钊撒离苏联使馆，另找安全地方隐藏。

然而，李大钊等人轻视了张作霖不敢派兵去苏联大使馆捕人的可能，坚持留在了使馆中。

第二天清晨，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查看动向。

此时，张作霜早已派兵把东交民巷俄国兵营团团包围，并封锁了一切交通要道。

是日，张作霖奉系军警闯入俄国驻中国使馆强行逮捕了李大钊一家四口人，并进入俄国兵营抓走了30多名共产党员及3个俄国人。

得此消息，杨度心急如焚，立即赶往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杨度此举意在避免李大钊等人被张作霖以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下一步营救。此后，杨度又两次派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告之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宽慰。

为了全力营救李大钊，打通案审官员，杨度断然卖掉了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元现洋，全部用来疏通打理办案人员。

在营救李大钊的过程中，蔡元培、章士钊、胡适、包括北京其它九所大学的校长都参与了营救。

然而，在张作霖自己也犹豫不决之际，他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密电，于是营救李大钊的一切行动都落空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了残酷的绞刑，将李大钊等人杀害。李大钊牺牲时时仅39岁。

李大钊的死，除却悲伤之外，对杨度的触动非常之大。

杜月笙门下的“清客”，杨度思想上的巨变

得知李大钊被施以绞刑壮烈牺牲的消息后，郁志在心头的悲痛与愤怒，使杨度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时平52岁的杨度看上去尤如古稀之年了。

李大钊的革命鲜血第一次强烈震撼了杨度的内心，重新唤起了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觉醒。

他带着无限的悲怆心情，一字一顿地读着李大钊在监狱中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一段自述：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

此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庄严誓言与为国家为民族求解放、谋幸福的献身精神，重新点燃了杨度心中的一团火。

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信仰，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抛家舍身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杨度，年过半百的杨度看到了中国大地上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一群人。他决心要为革命做些什么。

北伐胜利不久，蒋介石定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随即也由北京转移至南京。

这年秋天，杨度离京赴沪，寄居于友人家中，在上海以卖字卖画为生。

在上海，通过友人章士钊的引荐，杨度结识了青帮头子、有“上海皇帝”之谓的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作为上海青帮的领袖之一，蒋介石秘密高参，英法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可谓纵横于黑白两道，权倾上海。但是，杜月笙有一个断板，就是他从小没念过什么书，在此方面一向有此自卑，所以他发迹后特别喜欢结交社会文化名流，借以抬高身份，装点门面。

不于杨度先生这样名满天下的文化名人，放在以往，他杜月笙是攀都攀不上的。面对杨度的到来，杜月笙可谓是求之不得，对杨度以师礼待之，尊敬周到的不得了。

1928年，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深重的时刻，为了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杨度只好屈尊自己，来到上海华格臬路木土公馆，接受杜月笙聘其为私人顾问，并顺便“指导”杜月笙读书。

杜月笙自是喜不自禁，当即赠送杨度上海洋房一幢，并按每月500元大洋予以资助。

此后，杨度以杜月笙私人顾问为挡箭牌，开始了其富于传奇的为我党收集传递情报工作的生涯。

杜月笙呢，则很少过问杨度先生的事。只是偶尔来杨度先生的寓所看望一下老先生，顺便请杨度写几幅字，题几句词，做点文章，并附风弄雅向杨度“请教”一下读书之事。

对此，上海某些小报讥讽一代学者杨度为了金钱加入了青帮，降身做了杜月笙的门人。杨度听到后，他总是一笑了之。杨度晚年多次自嘲道：“我一没递帖子，二没点过香火，我称其为‘杜先生’，他称我为‘皙子兄’，偶尔也称我为‘度老’，我哪里够得上青帮弟子呢？充其量，我只不过是杜先生门下的‘清客’罢了。”

清客也好，还是青帮也罢，杨度已经不在乎这些，他只希望借杜月笙这块牌子作挡风墙，在有生之年能为党为中华民族大众的解放再多做些有益的贡献。

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杨度定居上海后，家中不时有湖南家乡的老乡前来拜访他。这其中，老乡方表、王绍先等人成了常客。

王绍先有个亲戚，是大名鼎鼎的陈赓。陈赓时任我党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对这位湖南同乡前辈杨度的经历是比较熟悉的，于是通过王绍先经常弄些革命进步书刊带到杨度家，让杨度阅读并与之讨论。这此书刊，为杨度在佛学救国的道路上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寻求救国真理的精神与勇气也激起了杨度扶危救难的侠义情怀。

一来二往，杨度开始把自己从杜公馆内部获得的消息告之王绍先，并通过他向陈赓回报。

在渐渐获得互信后，同年夏的一天，王绍先领着陈赓上杨度家，经过秘密交谈后，杨度明确向陈赓表示：愿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共产党出力，并表示希望加入中共党组织。

由于杨度的身份太特殊，社会地位影响过大，陈赓亦不敢做主，于是向周恩来请示。此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对杨度的想法也很是吃惊，鉴于对过去杨度的了解，认为他一个从前极端个保守的君主立宪派人士，怎么会突然要加入共产党呢？对此，李立三有些怀疑杨度投身革命的动机。

为慎重起见，李立三派出时任宣传部下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去联系杨度，进行考察。

经过潘汉年与杨度的多次深入接触了解，感到杨度确实有为革命而工作的诚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确实抱有信心，因此同意了做杨度的入党介绍人。

又经过一年的考察，1929年秋，经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秘书长的周恩来的批准，杨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自此，杨度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由潘汉年单线联系，开展他隐秘战线上的情报搜集工作。

由于杨度身份十分特殊，在此后二年多的时间中为我党进行情报搜集与传递中，从未引起国民党或其它第三方势力的怀疑。

当时的上海正值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杨度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帮助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躲避抓捕，一次次把国民党内部的情况通过潘汉年、夏衍(注：1931年4月后，夏衍接手了潘汉年的单线联系)之手转交给中共上级组织。

除了为中共打是供秘密情报外，杨度还把自己的的积蓄与个人只财产多次捐作革命事业的活动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