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和九八一事变的区别
从九一八的暗夜到七七事变的黎明，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沉重的一页。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华民族已在局部抗战中历经磨难，无数英勇的儿女流血牺牲，付出了沉重的民族代价，然而这些并未能让日本侵略者心生怜悯或选择投降。直到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宁静，那一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在每个人心中响起。平津的沦陷、华北的危机，无不昭示着国家正面临空前的挑战。在这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敌的爱国热情如烈火般熊熊燃烧。中国人民终于深切体会到：落后必然挨打，唯有团结一心，方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与七七事变不同，九·一八事变则是日本帝国主义试图武力征服中国的起点。它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启，同时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拉开了大幕。
从暗夜到黎明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幕低垂，日本军国主义在沈阳北大营附近策划了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从此拉开序幕。东北的安宁被打破，百姓的安宁生活被无情践踏。
仅隔数月，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的繁华街头也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毫不畏惧，挺身而出，与五军并肩作战，全国人民纷纷伸出援手。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软弱和阻挠，我们竟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这无疑是对侵略者的纵容。
同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无耻地劫持了清逊帝溥仪，在东北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政府，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三年春天，日军的侵略野心愈发膨胀，他们大举进犯热河，并向长城各口发起猛攻。中国军队虽英勇抵抗，但形势依然严峻。
自一九三五年起，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同年十月，日军勾结汉奸毁汝耕，在河北东部二十二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这一地区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一九三六年五月，日军又扶持蒙王德穆楚克栋鲁昔成立了伪内蒙古军政府，并向绥远发动进攻。然而，绥远驻军傅作义将军英勇抵抗，成功击退了伪蒙军的进犯，并收复了绥北重镇百灵庙。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这危急关头，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历经艰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到达陕北。他们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唤醒了更多人的民族意识。国内政治局势的复杂与矛盾，使得抗日救亡之路充满曲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折的关键。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抗日军民的广泛支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逐渐形成。全民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已指日可待。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十九时三十分，丰台日驻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龙王庙以卢沟侨作为假想攻击目标，进行演习。二十三时四十分，日军称有一人“失踪”，欲入宛平城搜查，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O旅第二一九团坚决拒绝，日军遂开枪进攻，我军奋勇还击。是为“七七卢沟桥事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间，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已经与日军进行了多次局部战争。这些战争，可以说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的序战，它们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坚定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保卫家园的决心。
1931年参加“九一八”事变的独立守备队队官情况
独立守备队的驻扎情况:守备队司令部1个，位于公主岭，共计436人。
大队本部6个，分别位于大石桥、四平街、公主岭、连山关、安东等地。
中队34个，分别位于瓦房店、熊岳城、大石桥、千山、鞍山、昌图、四平街、郭家店、连山关、安东等地。
分遣所37个，每个分遣所18人。
独立守备队共计6481人。独立守备队较驻扎师团而言，最大的特点是驻扎分散，有利于保护日本南满铁路。战争时，独立守备队也能够迅速集结。另一个特点是独立守备队人数从开始驻扎起变化不大。
独立守备队的武器装备非常精良，每个独立守备队下辖步兵6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守备队装备轻机枪144挺(每个中队6挺)、重机枪48挺(每个大队8挺)、掷弹筒72只、曳火手榴弹2400枚、轻迫击炮8门、迫击炮弹1600发、平射步兵炮14门、曲射步兵炮8门、阻击炮7门、旧式轻迫击炮16门、山炮10门、炮弹1200 发。
除驻扎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外，关东军的下属部队还有旅顺要塞司令部和旅顺重炮兵大队。旅顺要塞司令部主要负责制定要塞防御计划，营建防务工程，实行要塞管理和储备军需物资等。由于大连也处于旅顺要塞地带内，要塞司令部在大连设旅顺要塞司令部大连派出事务所，以监督属于旅顺要塞管辖的大连附近地带。要塞司令部将要塞地带化分为几个区，对不同区域分别制定出许多严格的禁令。
在1908、1914、1915、1919年，日本政府曾屡次颁布敕令，严厉取缔违禁行为。旅顺重炮兵大队直属关东军司令部，主要负责旅顺要塞的防务，是关东军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陆军外，海军方面有旅顺军港。
这样的军事布局也暴露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野心。
关于“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外国军事势力
日本在东北的警察与宪兵部署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东北地区的警察力量达到3846人，其中也包括少数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支庞大的警察队伍与关东军有着显著的差异，其经费并非直接来源于日本政府，而是由关东厅承担。以1927年为例，关东厅特别会计预算显示，警察费用的年度经常性支出高达3959135日元，临时警备费也达到了183652日元。
除了日本警察外，东北境内还活跃着一支日本宪兵队伍，他们作为日本侵略者镇压东北人民的得力工具。关东宪兵队的历史可追溯至1904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当时它作为关东总督府的一部分，以旅顺为基地，行使对护路军的军事警察职责。随着战争的推进，宪兵队在满铁沿线设立了多个分队，如辽阳、奉天、铁岭、安东、长春等地。
1906年9月，日本对关东州的统治进行调整，废除了关东总督府，改设关东都督府，实行民政管理。
随着日本对关东州统治的加强和完善，关东宪兵队的行政警察权逐渐减弱，其职能重点转向对占领区中国人民的统治镇压。这一时期，关东宪兵队的业务隶属关系转由日本宪兵司令部统辖。
1919年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成立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司令官由立花小一郎担任，司令部设在旅顺，关东军司令官对上接受日本内阁陆军大臣、大本营参谋总长的领导，对下统率、指挥驻扎在东北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以及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宪兵队等。
关东军司令部设参谋部、副官部、兵器部、经理部、军医部、善医部、法官部等。关东军成立后直至“九一人”事变，其历任的司令官有:
立花小一郎中将1919.4-1921.1
河合操中将1921.1~1922.5
尾野实信中将1922.5-1923.10
白川义则中将1923.10~1926.7
武藤信义中将1926.7-1927.8
村冈长太郎中将1927.8~1929.7
钿英太郎中将1929.7~1930.9
菱刈隆中将1930.9~1931.8
本庄繁中将1931.8-
关东军司令部虽然成立于1919年，但早从1905年开始，关东总督和关东都督统率的军队实质就是关东军。
关东宪兵队被敕令专门对关东军行使军事警察职责，其本部设在旅顺。宪兵分队广泛分布于旅顺、大连、柳树屯、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安东等地，宪兵分遣所则设在大石桥、营口、海城、抚顺、开原、四平街、公主岭等地。至1931年，宪兵人数已达690人。关东宪兵队隶属于日本内阁陆军大臣管辖，主要职责是军事纠察，同时也负责行政和司法纠察，是屠杀东北人民的刽子手。
关东宪兵队长不仅指挥宪兵队，还兼任都督府民政部警务总长，掌握旅大地区和满铁沿线附属地的一切警察大权。关东宪兵的任务表面上以军事警察业务为主，实际上却担负着镇压中国人民、协助满铁掠夺以及对苏俄的谍报工作。
日本特务机关正式出现
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在哈尔滨以北设置了宪兵队，担任搜集苏俄情报、协助侵略镇压苏俄人民和中国人民。日本间谍特务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准军事力量的一部分，日本间谍的活动在侵略东北过程中有其他侵华势力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明治维新确立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后，间谍特务活动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必不可少的手段。
日本的间谍特务组织是极其秘密的，间谍特务人员以外交人员、商人、学者、教师、医生、旅行者、侨民、僧人、妓女等身份为掩护，深入中国内地，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想方设法搜集各种情报，为日本制定侵华方针、政策及战略战术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他们能够起到枪炮所起不到的作用，甚至“一个人可以顶一个师团”。东北境内的特务机关主要有关东军特务机关和满铁的情报机关。关东军特务机关属于陆军系统的军事间谍特务机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部对华特务活动中曾出现“青木机关”和“坂西机关”等著名的特务机关。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军事间谍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也未形成固定的制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军事间谍特务活动才出现了一次新高潮。
1919年2月，日本军部决定将军事间谍机关正式命名为特务机关，1919年秋，日军经过整顿确定了海参崴、哈尔滨等8处特务机关。
同年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分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后，哈尔滨特务机关转而隶属于关东军。关东军以哈尔滨作为“北向”情报战略的中心据点，一面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间谍据点的建设，密切注视苏联的动向，并积极指导所谓的“北俄工作”，一面加强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资料的研究。
关东军与满铁相勾结，搞出了一个“满铁嘱托员制度”，即选拔优秀的情报军官出任哈尔滨特务机关助理，并以满铁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嘱托的身份进行间谍活动。首任嘱托为神田正种大尉，其后有大内孜少佐等。他们所刺探的情报和研究的成果，对日本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及迅速占领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哈尔滨特务机关是关东军针对苏联的“北向”间谍中心据点的话，与其相对应，针对中国的“北向”中心据点就是奉天特务机关。自清末民初以来，奉天就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旅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旅顺成为军部对满间谍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东北的政权中心在奉天，日本侵略者感到鞭长莫及，为解决这一问题，关东军成立后，于1920年5月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该机关作为关东军的代言人，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任务是，刺探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干涉、控制和颠覆东北政权。
这一时期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工作重心在奉天，而对满工作的次重心是在吉林。早在关东军成立之前，军部就于1918年6月设立了吉林特务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开展以张作相为对象的颠覆吉林政权的工作。
日本关东军除通过上述各种特务组织收集情报外，“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的特务活动还有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派遣军事顾问的途径“指导东北政权”。自清末以来，日本骗取中国政府同意，向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权派遣军事顾问，大批日本军人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各级政权的座上客。
在1913~1931年张学良父子聘请的日本军事顾问主要有: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土肥原贤二等18人。这些顾问名义上是由中国各级政府招聘的，实际上是日本军部安插的耳目。他们打着“顾问”的招牌，成为潜入中国各级政权内部的最阴险的间谍。
东北境内的日本特务机构除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外，还有满铁的情报机构。满铁的情报调查活动，可谓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国东北建立殖民统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满铁在4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各种情报调查机构，名目繁多，组织复杂。“九一八”事变前，满铁设立的情报调查机构主要有满铁调查部、情报科、东亚经济调查局、满洲和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等情报机构，也从事有关的调查活动，形成大批各种各样的档案资料。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最早建立和最主要的情报调查机构。
调查部成立于1907年4月，设在大连满铁本社。调查部在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等地都设置了分支机构。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它已经是一个拥有2000多人的庞大调查机构了，是当时世界屈指可数的情报调查机构。它对我国东北乃至全国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文化历史等情况都有广泛的调查和搜集，并且还将调查范围扩大到西伯利亚、印度尼西亚、大洋洲和欧美大陆。他们将调查情况有的写成专著，有的形成绝密、机密文件，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决策机关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料服务。
1927年4月，满铁将调查部情报系扩大为情报课，下设情报系和弘报系。情报系的组织系统不仅在满铁之内，而且它在满铁派驻我国各地的会馆和办事处中，也都配置了情报人员，组成情报网，并和陆军谍报机关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前后，弘报系大肆活动，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进行鼓动宣传，制造舆论。满铁除了在本社设置情报调查机关外，还根据需要，在我国一些重要城市或交通重镇(主要在东北)设置公所、事务所或派出所等机构。
至1926年末，先后设立了奉天、北京、吉林、洮南、郑家屯、齐齐哈尔等公所，哈尔滨及上海事务所，敦化、通辽、泰来等派出所。在这些派出机构中，有的设调查驻在员，有的直接设置调查课，把情报触角伸向各地，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1923年4月，满铁将哈尔滨派出所升格为事务所，并在其中设置了调查课，简称“哈调”。
“哈调”同日本陆军的北满特务机关建立了密切联系，以获取苏联情报为重点。满铁的情报调查活动，可谓五花八门，无孔不入，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中国东北建立殖民统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满铁制作了《东三省重要文武官员人名表》，其中满铁的营口、辽阳、四平街、长春等地方事务所都制成了当地《官绅名簿》，包括该人的出生年月、出生地、现住所、职业、地位、党派、交际、嗜好、技能、对日感情、与满铁关系、其他参考事项(劣迹、婚外风流韵事等)，如该人调动，立即将该人调往地点通知满铁地方部，以便跟踪掌握。
为何不足万人的关东军敢发动侵占东北的战争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有1个联合支部(支部长为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7个支部，人数在2万人左右。1928年在乡军人满洲联合支部长斋藤恒致关东厅长官木下谦次郎函称:日本旅满在乡军人，关东州内6074人;关东州外8961人。
居住在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还纷纷组织所谓的“自卫团”、“义勇团”、“青年团”。这些组织也具有武装性质。例如，1931年8月27日，海城附属地内以在乡军人会为中心组织了“自卫团”。
同年9月，范家屯附属地内的日本人组织了“义勇团”。该团设6个分队，有铁路守备队提供武器弹药，其任务是“一旦有事时，按官方的指示负责保卫在籍的日本人以及救护避难人员”。这些团体平时维护铁路附属地治安，保护附属地日本居民的安全，隶属于临近铁路守备队。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在运输武器、弹药，构筑防御工事方面所作的贡献，尤为显著，成为关东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得力助手。日本在东北的“义勇团”等组织，据调查，1931年6月人数为63061 人。
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各种武装力量加在一起:驻扎师团+独立守备队+日本警察+日本宪兵+在乡军人+义勇团等组织总人数98582(人)，旅顺要塞司令部和旅顺重炮兵大队及日本间谍特务没有计算在内，因此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总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人们过去忽略了东北境内的日本准军人，认为日本军事力量仅限于驻扎师团与独立守备队。
控制中东铁路的目的
1918年4月5日，日本干涉军在海参崴登陆，随后英、法、美、意等国的干涉军相继抵达。日、美、法、意干涉军都是海运至海参崴后，再通过陆路进入俄国境内的。多国部队如此庞大的军事行动，交通和控制交通至关重要。对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实行“共管”的主张便应运而生了。在协约国干涉苏俄开始之前，中东铁路就已成为日、美等国追逐的目标。
控制中东铁路用于军事上运兵，只是一个由头。最终目的是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而控制整个东北地区，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美国为将其资本打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都因日、俄两国强烈抵制而收效甚徽。与美国比较，日本趁机夺取中东铁路的行动是早有预谋的。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并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南满利益，并把北满列为它吞噬的目标。
俄国新旧政权更迭，政局不稳，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企图通过派兵西伯利亚，占领俄国矿产丰富的滨海地区、乌苏里边区、海参崴，以及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为此，必须取得派兵进入中国东北北部的合法依据。所以缔结中日军事协定就成为日本对华交涉的重要议题和推行“北进战略”政策的关键。
日本政府诱迫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5月16日签订的中日陆军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获得多项特权。如按日本要求实行各项条款，日本便会很轻松地成为中东铁路的主人。日外务省起草的《中日同盟缔结之意义》这一政策性文件中说：
帝国外交之中枢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之要缔，其归结点即是日中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紧密联盟。……根据日中同盟，帝国将取得绝大利益，即在军事上，以协同作战为理由，有自由向中国领土内必要方面出动帝国军队的方便;并以军事协助之名，我国有切实控制中国军队的组织、训练以及重要武器制道材料的方便条件;在政治中也得以同盟关系为基础，积极干预内政，在各个方面扶植帝国的政治势力;在经济上也以同盟协作之名，开发其丰富的资源，努力开拓市场，以利帝国经济的发展。
从这一军事协定的深层意图来看，其目标远非单纯的军事合作所能涵盖。它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手段，旨在通过这一协定来间接实现日本曾经提出的“二十一条”的野心。对此，美国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并密切监控日本的每一项动作，寻求与其形成有效的制衡。例如，当日本与霍尔瓦特进行秘密接触时，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派遣史蒂文斯前往中东路进行实地考察，提出美国铁路的运营方法，意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为霍尔瓦特提供支持。
1918年3月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致协约国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他认为让协约国政府一致要求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在行动上，美国也展现出了其主动性和决心。在尚未与中国官方正式沟通之前，美国便迅速派遣了一千名士兵前往中东铁路，其意图在于确保在有日本军队的地方，美国都能有相应的军事存在，从而避免在后续行动中受到日本的掣肘。
美国也深知日本在兵力和地理上的优势，因此在与日本争夺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与合作。1918年5月25日，发生在海参崴的捷克兵团叛乱事件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契机。流亡在哈尔滨的“西伯利亚临时自治政府”策划了这一事件，成功推翻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并在短时间内占领了西伯利亚大片地区。针对这一事态发展，美国于7月17日正式向日本提出，希望协约国能够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以协助团结捷克军队并援助俄国的正当自卫行动。这实际上是美国借助协约各国的力量，来制衡日本对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独占企图。
在整个过程中，中东铁路成为了协约国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从1918年5月至1919年底，特别是1919年全年，中东铁路几乎全部用于这一目的。从相关的军事运输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概貌，以及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日本在东北钢铁及机械制造业的扩张与军事化转型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在东北地区的钢铁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其侵略扩张的重要经济支柱。
日本在东北大办钢铁企业，“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境内的钢铁企业主要有1906年在旅顺设立的鸟羽铁工所(铁工厂)、1911年在旅顺建立的野间铁工所、1918年在大连设立的大华电气冶金公司、1905年在大连创办的进和商会等。这些钢铁企业除赚取高额利润外，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其价值在于有了高速钢、不锈钢、轴承钢、硬质合金等，就可以直接转化为精良的武器。除钢铁外与军事有密切联系的还有机械制造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大连铁道工厂和大连机械制造所。
大连铁道工厂的前身是俄国于1901年创办的大连机车制造所，1911年，它的车辆年制造能力为:机车20辆、客车48辆、货车600辆，此外还修配了许多车辆。“九一八”事变前后，大连铁道工厂为日军制作了装甲列车、装甲汽车、验道车、军用冷藏车和军刀等紧急军需物资。大连机械制造所1918年5月扩展为株式会社，可以制造机车、汽车以及其他机器，“九一八”事变后改成为以军用工业为主的企业。
日本向东北移民及铁路扩张势力的显著增长
据192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日本人口在南满一带已达到185284人，北满一带则有4300人，相较于1912年，这一数字增加了约10万人以上。到了1928年，南满的日本人口增至195467人，北满地区则攀升至7702人，再增1万余人。这一增长趋势显示，东北三省的日本人口平均每年增加7085人，而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数为25705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口的增长数目竟达到了中国人口增长数目的三分之一，若加上朝鲜人在内，这一比例更是惊人。
深入分析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发现，东三省日本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日本国内新来的人口占71%；二是已在东三省的日本人因出生数超过死亡数而自然增加的，占29%。这样的增长速度令人震惊，特别是考虑到自然增长的贡献也颇为显著。
大连作为东北的重要城市，其人口增长情况也反映了日本移民的趋势。从大连中外人口比较表中可见，16年间，市内中国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847人，而日本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116人，几乎与中国人口增长数目持平。这种趋势预示着，不久的将来，日本人口在大连的增长可能会超过中国人口的增长。
日本殖民主义者通过移民扩张势力的效果是惊人的，但这仅仅是其扩张策略的一部分。另一重要手段是通过控制铁路来扩张势力。自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在中国东北进一步扩张势力，明确了包括经营满铁在内的四项重点拓展方向。经营铁路不仅是经济上的投资，更是政治、军事、文化上的侵略手段，其意义远超经济价值。日本通过战争攫取了南满铁路，并于1906年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全面经营南满铁路。这使得东北铁路系统分为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系统、俄国经营的中东铁路系统以及中国自营的铁路系统。通过这些铁路系统，日本不仅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更在军事和文化上加强了其影响力。
日本对东北铁路的扩张与中国的抵制
1907年4月，日本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修筑吉会铁路的要求。吉会路沿线人口稀疏，但自然资源丰富。而日本更看重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价值，从日本的大陆政策角度看，南满铁路势力不能伸向北满和东北的内陆。
如果修成吉会路情形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从军事角度讲日本军队进人中国东北腹地，已有由釜山经安沈进人的一线;由大连经南满铁路进入的一线。但这两条线路与吉会路相比其军事价值却相差悬殊，以日本大阪和长春作为起点、终点比较详见表5-3。从表5-3中可看出，一旦吉会路修成，由日本大阪经朝鲜清津港和吉会路到达长春，可比经大连港的南满线近533哩，省45个小时;比经釜山港、安奉线近438，省22个小时。
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吉会铁路是日本势力侵人北满最便捷最有利的铁路。日本除极力想建成吉会铁路外，还极力在东北内陆各地拓展铁路事业。
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派人出访日本谋求日本的支持，日本乘机提出“满蒙五路”的要求。经过秘密接触，于10月5日中日签订了《满蒙五路秘密换文》，使日本取得开海(开原经西丰至海龙)四洮(四平至洮南)、长洮(长春至洮南)三条铁路的借款权，以及承(洮南至承德)、吉海(吉林至扁辑)两图路的借款优先权。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和抵制等原因，直到191年，协议三条铁路借款只有四洮路(四平至洮南)铁路签署合同，并于1917年开始修筑。
日本为实现“满蒙五路”计划，1918年又以“西原借款”之机提出了“满蒙四路借款”的要求。这个满蒙四路计划与满蒙五路计划相比，去掉已经开工的四洮路，合并开原至海龙、海龙至吉林二线为开吉线，再加上洮热线一地点至海港。满蒙四路预定线，仍是以南满铁路为中心的东北铁路网计划。日本通过铁路借款以吞并东北全部铁路，最终实现对中国东北占领的计划，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看得也很清楚，所以也尽其可能进行抵制。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东北地方政府实行积极的自主筑路计划，中日之间围绕铁路问题的斗争更加激烈。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有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参加的“东方会议”，会上确立了以武力为后盾一举解决“满蒙悬案”的方针，并提出7条铁路问题进行交涉。这7条铁路即吉会(吉林一会宁)、长大(长春一大赉)、洮索(洮南一索伦)、吉五(吉林一五常)、延海(延吉一海林)、齐黑(齐齐哈尔一黑河)、新丘运煤铁路。在交涉过程中，日本推行志在必得的强盗逻辑，一面强迫中国借款修路，一面极力阻挠中国自主修路。
1923年，满铁针对奉天商人筹建开丰铁路一事，蛮横地说:“不论民国是利用本国资本修建，还是用外国资本修建，只要不依靠日本资本，即显然侵害日本的既得权利。
日俄侵华战争与东北经济的沉重打击
日俄两国发动了三次侵略中国的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役、日俄战争)，这三次战争虽然起因不同，但都是以侵占中国东北为最终目的的。
三次战争除海战外，陆上战场主要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在三次战争中，日、俄两国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到处烧杀抢掠，对东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战争首先是对生活资料的掠夺和对生产资料的破坏，这种破坏对东北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严重的。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对东北经济的掠夺主要体现在战后的赔偿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后，只好正式遣使求和。按国际惯例，和谈应该建立在停战的基础上，所以中方提出“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的动议，以创造谈判气氛。
而日本方面不仅不正面讨论停战问题，反而公然提出:“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驻上开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
针对日本的军事讹诈李鸿章虽然指责说:“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通太甚。"但也只能在不停战的前提下开始“和谈”，日本一面加紧军事进攻，一面胁迫清政府在谈判桌上做最大让步。
衰败的清政府不敢也无力再战，只能按日本的要求于1895年4月17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马关条约》是1840年以来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一个，《马关条约》使日本“一约暴富”，使中国负债累累，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并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表6-1、表6-2中可看出《马关条约》赔款及对中日两国带来的严重影响。
日本则通过甲午一战获胜改变了他们的国际形象和地位，由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国，因为战胜了中国而让西方列强刮目相看。《马关条约》赔款还使日本一战而成了暴发户。外务大臣井上馨兴奋地说:“一想到现在有35000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富裕。”日本政府将中国赔款的88%用于扩充军备，详见表6-3。
日俄战争对东北地区的沉重打击与掠夺
据1905年的官方呈报显示，日俄战争给东北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盖平县在战争中受害严重，全县共有214个村庄、5267户家庭受到波及。被占用的土地和毁坏的农田达到43600余亩，房屋被毁173间，树木被砍伐2800余株，这些损失的价值高达白银64.2万余两。承德和兴城两县的居民更是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被俄军打死打伤的人数达到402人，财产损失约值白银1497.14万两；而日军造成的损失也高达白银208.6万余两。新民府所属的巨流河、白旗堡等541个村屯同样遭受了俄军的残酷打击，死伤人数达121人，财物损失合白银290.94万余两。辽阳州属的居民也有大量伤亡，财物损失巨大。此外，通化县的居民也未能幸免，被俄军打死打伤10人，财物损失折合白银5.14万两。在战争期间，海龙地方的大片农作物被俄军割毁，损失价值白银19.36万余两。
不仅如此，日俄两国侵略军为掠夺军需物资，在东北各地大量发行军用票。这些军用票在中国民间被称为“手票”和“羌帖”，它们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日军更是在各地设卡严格搜检，强制用军用票换取百姓手中的现金和其他货币，甚至对携带俄军军用票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这些军用票在战争结束后全部变成了废纸，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俄军在侵略过程中也采取了巧取豪夺的手段来获取军需物资。他们虽然声称会按市价付款采购粮草，但实际上却常常采取强征的方式。随着战争的持续，俄军所需的粮秣大部分取自于东北地区，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百姓的负担。而卢布的暴跌更是让东北人民的损失无法计算。此外，公开的抢劫行为也屡见不鲜，如护路军不断到杜尔伯特蒙旗抢夺耕牛和乳牛，给当地蒙民带来了极大的困苦。
日俄战争对东北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破坏都是无法计算的。
直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满蒙五路”计划仍一无所获。到“九一八”事变前，帝国主义各国在东北侵夺中国路权的情况如表6-5 所示。
日本军警的暴行与罪恶
日本帝国主义从侵略东北之始，就实行烧、杀、淫、掠灭绝人性的政策，与俄国军警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旅顺的血腥大屠杀是震惊世界的暴行。
1894年11月21日，日军侵入旅顺后，便开始了历时三天三夜的血腥屠杀。这次大屠杀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据参与屠杀的日军第一师团翻译官向野坚一供认，11月19日，日军军官就发出命令:“如果见到敌兵一个也别剩下!”而实际上，日军攻入旅顺后，不分士兵和百姓，也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
据幸存之目睹者的回忆:是日，正值风雪交加，大街小巷响遍了枪声、炮声、喊杀声和哭嚎声。日军挨门逐户的搜查，逢人便杀。有一个叫王鞭杆子的车夫王作春被七八个日兵追杀，王逃到傅家一座草房里躲了起来，日兵追到傅家，一进门就把正在吃饭的傅家两兄弟枪杀了，接着日军又闯到前屋把唐、袁两家七口人全部杀死。在大潮村外，有一部分日本兵埋伏在一个龙王庙里，专门等着残杀来往逃难的人，在这条路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日本兵杀死一个中国人，就放出狼狗来掏破肚肠扒出心肝肺来吃掉，许多死难同胞就是这样死后还得不到一个完尸。在数天的屠杀中，通天街和四十八间房萨雨辑道，几乎完全被尸体塞满了。这是日军在旅顺市郊农村的暴行，而在旅顺市内的大屠杀就更为凶暴和残忍了。
据鲍绍武回忆说: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四日(旧历)，日落后日本兵侵入市内，在上沟一带到处都可听到枪声和喊杀声，惊呼哭叫惨不忍闻。日本兵从东往西搜杀，到半夜已到太阳沟西岔道，我家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听到日本兵砸门，我吓得爬到了天棚上，在天棚上连大气都不敢喘。日本兵走了，我从天棚下来，一看全家人都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我当时顾不得掩埋亲人的尸体，就往外跑，跑到将军石被日本兵抓住了。我被带到兵营里，兵营里有十几个被抓的中国人。日军把我们头上的辫子，两人一对拴在一起，牵着往外走……又把我们给押回来了。我们十二个人被留在日本兵营里干活，挑水砍柴，洗碗清扫等。……许多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的开始腐烂发臭，日本人怕引起传染病，就抓了一些中国人去收尸，我是抬尸队的小头。我们收尸时看到同胞被害的惨状真是目不忍睹。一家商店里，有个账房先生还坐在桌子旁算账，被刺死在椅子上。在一家炕上一位妇女身旁围着四五个孩子，大的八九岁，小的在妇女怀中吃奶，都被日本兵挑死在炕上。有的老人被挑死在门旁，看样子是老人出来开门时被日本兵杀死的。有的屋内尸体模七竖八地倒了一地，被杀的人大部分都是妇女老幼。
旅顺博物馆调查这段历史的资料，还包括王宏照、苏万均两位幸存老人的回忆，他们看到同胞被杀害，特别是被杀后的悲惨情景，就是在几十年后说出来，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鲍绍武、王宏照、苏万均三位幸存者看到屠杀后的场面，与英国人艾伦看到的屠杀现场相互得到了验证。英国船员艾伦在旅顺屠城时被困于此，几遭不测，虎口余生回国后，艾伦撰写了《在龙旗下》一书，真实地记载了他在旅顺屠城时的见闻:
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声音，到处回荡。街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我站的地方很高，那池塘约离我一丈五尺，只见那池塘岸边，满是日本兵，把一群逃难的人驱赶进池塘。只见池水里人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枪打，近的刀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作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洋洋自得，似乎把残杀当作乐事。………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浮出水面，向日本兵凄惨地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把枪来捅，竟当心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就捅这个小孩子，把小孩子在那枪刺上，并且高举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要的东西……我也不忍再看，回头逃走……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提了许多逃难的人，把那辫子打了一个结，他便慢慢的当作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刹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像惨杀一个，他们便快活一分。……我们走的是一条横跨全城的路。在我们走过的地方，几乎每条街道上都堆着很厚的尸体，他们不分男女老少和身份，在街成批地被屠杀了。……日军疯狂杀戮、奸淫、洗劫，犯下了无法形容的暴行。……他们身上散发出残酷屠杀的血腥味，军服和武器都沾满了鲜血并凝成血块，刺刀上挑着人头。……他们看起来更像魔鬼面不像人。
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军警驻扎东北境内期间，其残暴和野蛮行径如同战时一样。其中乱杀无辜百姓现象经常发生，日本守备队和日本警察遇与中国人稍有口角，触怒他们，他们就可当即把人打死;日兵或日警遇有中国百姓在南满铁路旁劳作，疑有不轨行为，就可随意开枪将人打死，然后编造理由;当日本军警察搜查或其他行动时，中国居民稍有动作，就以有恶意行为将人当场打死。
如崔永德被杀案，1923年11月10日早7时，日警20余人突然到崔家屯按户搜查，适值崔永德出外观望，日警疑崔有恶意，随即开枪将其打死2。日警越境已属非法，而且又无故杀人，不仅是专横野蛮，更是藐视法令和我国主权。日本军警在中国东北驻扎期间，这种乱杀无辜的现象经常发生，民国时期日本军警在辽宁一省乱杀无辜未解之案，就有近20起。
日本军队和警察驻扎东北期间，依据军事强力，大肆乱杀无辜，制造血案，表8-1和表8-2仅是日本军警制造血案的一部分。日本军警这种藐视我主权的行为，既严重地破坏了东北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日本军警在东北滥杀无辜的暴行，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列强对弱国所实行“编辑"搜图续。日本企图通过这种强权行为，征服东北，征服中国，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特别是自1894年至1904年的短短十年内，东北就经历了三次战争的浩劫，对东北社会的破坏是深重的。
"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自日本军事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后不断膨胀的必然结果。从日俄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境内已有近3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日本关东军是通过不断制造事端的手段来扩大其侵略势力的;甚至采用制造流血事件和军事冲突，来寻找军事入侵的借口。在这期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阜姑电事件前，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冲突乃至流血事件的目的，以扩大侵略权益为主;皇姑电事件以后制造的各种事端和冲突，是以寻找武装侵略借口为主要目的。
制造皇姑屯炸车案--为张作霖布下“必死之阵”。
1928年，当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岌岌可危时，日本加快了大陆政策的步伐，从外交方面加强了对张作霖的攻势。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访问张作霖，递交照会，要求张作霖退回东北，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逼张作霖立即答应。
为给张作霖施加压力，芳泽威胁说:“张宗昌的宪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泽的威胁，张作霖“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早烟袋猛力地向地下一摔，折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指张宗昌杀日侨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这次会谈“毫无结果”。
次日，日本提出“觉书”对中病辑部交图方提出警告:“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日本)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槐先是坚决拒绝，后来“由于有大帅命令又经种种劝说后，才勉强说，吉敦延长线及其它一线可以签字，其它三线不能签字"。但常本人拒绝出面签字。最后由航政司司长赵镇以兼次长再兼部务之身份，与满铁签订合同。
据日文资料记载于5月13日由张本人与日本签订了延(吉)海()和洮(南)索(伦山)两路承造合同。15日由赵与日本签订了吉敦延长线和长(春)大(赉)线的合同。鉴于时局关系，对此在两三个月内要“绝对严守秘密”。至此，张作霖在日本强大压力下终于与日本签订了带有出卖路权性质的屈辱密约。
有人说张作霖的一生，从“未签任何丧权国条约”，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张作霖下令与日本签订的承造合同就手续而言，尚有不完备之处;张作霖本人与日本签订的合同，更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山本条太郎曾于16日要求中国方面“将全部合同于极端秘密中交国务会议审议，取得承认”，后来，山本感到这一要求难以实现，又退而要求将“延海、洮索两项合同也要与吉会、长大两线一样，由交通当局签字”。
5月31日，江丰二访常荫槐，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涉，均被常拒绝。此后，日本也承认“延海、吉五、洮索三线尚无正式承包合同”。默认张作霖个人签字的承建合同无效。但日本对此一直不肯放弃，直到张作霖离京前，日使方泽谦吉还不断纠缠张作霖，通张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就在日本加紧外交攻势，通迫张作霖签订有关条约的同时，关东军炸张的计划也在加紧进行。
日本工兵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安置在南满与京奉两路交叉点中间的一个花岗岩桥墩上;同时在距桥墩500公尺外的瞭望台上安有电流引线，控制引发爆炸。河本大作在这里为张作霖布下了一个“必死之阵”。
5月30日，张作下总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接见外交使团并与北京绅商法团代表话别。2日发布出关通电，声明退出北京。3日1时许张作霖离开北京乘专车返回东北。张作霖北返的情况，包括列车编组、启行时间等，均被竹下义晴所掌握，参与刺探有关情报的还有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田中隆吉、石野芳男大尉和武田中尉等人。当张作霖的专列启动后，竹下义晴立即用暗语向河本大作报告了专列启动的时间及张作霖包车排列的位置。潜伏于京奉线上主要车站的日方情报人员，分别将专列经过的时间，电告奉天的河本大作。
6月4日5时18分，张的专列抵皇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上车迎接。齐登车后，专列东行开往奉天车站。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车厢通过京奉和南满铁路的交叉口时，日本关东军东宫铁男大尉一按控制开关，轰的一声巨响，黑烟腾空而起，高达200余米。铁桥被炸塌，桥墩被炸毁。张作霖乘坐的车厢被炸塌，已不成车形。吴俊升头部被一大铁钉穿人，当场死亡;张作霖的六姨太、张景惠等均被炸伤;张作霖当时被炸成重伤，据说被运回大帅府时还能说话。但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于当天上午9时30分瞑目长逝，终年54岁。
从1931年1月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在东北境内进行军事演习90余次，而且规模不等形式多样
日军在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的演习及日军在沈阳铁路附属地内的市街战演习等未包括进去。演习的种类繁多，有行军演习、实弹演习、攻城演习、联络及传令演习、架桥及施放水雷演习、夜战演习等。这些演习都是越出铁路附属地界限的越界演习。不少演习的区域属中国军事要地的附近地区，例如，日军6月19日、7月3日、7月10日的演习都接近东北军第七旅的驻地北大营。事变前日军的频繁演习，显然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事变的预演，演习甚至直接对着发动事变预定攻击的目标--北大营。
七七事变
从北伐的胜利落幕到七七事变的震惊爆发，日本军阀一直怀揣着田中义一奏折中的侵略野心，在中国各地频频制造事端，企图借故发难。他们不仅希望中国政治混乱，更不愿看到中国的强盛崛起。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及长城战役，都是日寇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行动。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九军驻防华北，日寇原以为可以轻易欺瞒操纵，并妄图使华北与中央分道扬镳。然而，到了二十六年春天，日寇的野心愈发膨胀，他们要求在丰台建立营房，驻扎日军，并强行修筑沧石铁路。更以野外演习为幌子，企图强行闯入宛平城。
面对日军的无理要求，我官兵深知守土有责，坚决予以拒绝。当时，二十九军下辖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力量分布严密。副军长佟麟阁率领军部及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守南苑、团河；骑兵师的主力也集中在南苑；三十七师冯治安部驻守西苑、卢沟桥；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则驻防在天津大沽附近；而我则率领一四三师驻守张家口、宣化及怀来一带，严密防范日军的任何动向。
七月七日夜，十一点四十分，日军却借口寻找一名失踪的士兵，企图进入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守军的坚决拒绝。到了八日清晨五点，日军竟然包围了宛平城的东、东南及东北三面，并于六时开始炮击宛平城。守将吉星文将军立即下令反击，自此抗战全面爆发。
卢沟桥日军罪行目击记 卢沟桥文物保管所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许多往事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漠了，但是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犯下的滔天罪行，就像他们留在宛平城墙上的弹痕一样，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心中。卢沟桥文物保管所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四日邀请卢沟桥地区的父老乡亲举行座谈，他们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现记录整理如下:
李世明(五十四岁，卢沟桥农村办事处主任)说。
七月七日夜间十一时左右，地处京西要冲的卢沟桥和往常一样寂静，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睡得沉沉的。突然城东响起了几声枪响，由于日本军队经常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可谁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菩谋已久的七七事变就这样爆发了，八日清晨，宛平城东门枪声大作，顷刻间，日军的大炮机枪齐轰宛平城。守城的第二十九军官兵,满怀仇恨的心情,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发出了“哲与卢沟桥共存亡"的悲壮誓言。城里的居民心情激愤，和第二十九军并肩御敌，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英勇奋斗。他们为第二十九军挖战壕，送子弹，送水，送干粮。这场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三个星期，日军的炮弹日夜向宛平城里发射,炸毁了不知多少民房。那时从城外遥望城里，白天是浓烟滚滚，夜晚是一片火海:无辜百姓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炮火之下的何止万千。宛平县城东关街，有个叫任大嘴的老汉，一天早晨去井台打水，突然一颗炮弹打来，当时就被炸得血肉模糊，送掉了无辜的生命，三十日，第二十九军官兵垂汨顿足，撤出了阵地，告别了卢沟桥的父老，向西转移，从此，卢沟桥陷入了日本侵略军之手，在长达八年的岁月里，人民遭受的苦难是说也说不完的。
刘长珍(七十七岁，卢沟桥大队退休社员)说:
日本侵略军一进宛平城，就开始抓人杀人，搜捕第二十九军和保安队的零散人员。他们到处制造恐怖，挨门挨户搜查，这时城里居民大都躲进了城墙洞里，日本侵略军靠汉奸带路，一旦搜出年轻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捆起来，扒去上衣成群赶到西门外朝北跪着，让城里的年长人去认领:凡是无人认领的人，全都刀砍枪杀，无一幸免，城内街有个饲养骆驼的李老太，在城墙洞内实在憋同得受不住，想到外边换换空气，刚一露头就被日本侵略者发现了，一枪就把她打死了。我和母亲从洞里出来后，日军就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用枪比划着恫吓我，我母亲愤怒地挡了下他的枪，就被狠狠地打了几个嘴巴，顺嘴淌血，母亲为了我，忍着屈辱和疼痛，敢怒不敢言。
佟德麟(七十一岁，退休工人)说:
卢沟桥东头，有一条第二十九军挖的安全沟,南北长约三丈,东西宽约一丈，深有一丈多。没想到这条防御沟，竟成了侵略者的杀人场和埋人沟。他们把中国人拉到沟边，或者用刺刀挑死，或者用枪打死，然后就把尸体抛进沟里，我当时被抓去课死尸，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那时我拿着一把帙锹，来到“卢沟晓月”碑后的大沟旁，一跳，满满的一沟死人，多是光着身子，那会儿正是盛夏天气，尸体都腐烂膨胀起来。我们一共去了三十多人，任务是拿铁锹填土，一锹土硬下去，溅起了烂肉一尺来商，真是太惨了!后来又派十多个人到卢沟桥南边的河滩里去埋人，这几俩那儿仨，到处是死尸。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究竟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百姓，谁也说不清楚。前年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挖渗水井时，正好接近那个大沟的边缘，挖出了三具相迭的尸骨，这无疑是七七事变时被日军杀害的我国同胞
李世明说：
日本侵略军残害中国人的手段凶狠毒辣，如头上顶着一摞砖跪在三角铁上，长时间地折磨人:有时用刺刀挑,或让狼狗撕咬:有时把城砖烧得滚费，铺在地上，让两个日本兵架着入的胳膊赤脚在上面走，还美其名曰，“走金桥”。经过这种种折磨，人就是不死也得变成残废。
日军占领宛平县城后，在卢沟桥头和城东西两门都设上岗哨，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牵着龇着牙的狼狗，随意杀害中国人。城里居民郭忠福的爷爷去地里楼柴禾，被两个日本兵发现，把他当成靶子，一枪就给打死了，卢沟桥城北街吴振山的二叔，眼睛不大好，在过卢沟桥时没有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一剌刀就把他刺倒在“卢沟晓月”碑下，肠子都流了出来，当时就死了，一九三九年我刚刚九岁，正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听见乡亲们在喊，“靠边走，靠边走，日本的汽车来了!”当时有个过路叫卖砂锅的老大爷，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听到喊声就赶忙往路边躲让，已经靠在马路边沿了，可侵略者的汽车由东开过来，却径直冲着老大爷撞去，一下子就把老人撞到了沟里，砂锅摔碎了一地，老大爷血淋淋的疼得直打滚:车上的日本兵却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一九四一年春到一九四二年冬的两年中，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并圍占、没收老百姓的土地，使人民生活极端贫困，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没死的也多逃荒在外，妻离子散;那时卢沟桥上过往逃荒要饭的人一个接一个。
一九四二年，粮价一天三涨，干一天活挣不上一顿饱饭，人命不如蝼蚁，到处出现了“倒卧”。那是树叶树皮.野菜,花生皮都成了人们的食物,甚至有的人吃的是“马粪高粱”,这是日军的战马粪便中没有消化尽的高粱粒，人们把这种马粪捧碎缔净，然后把高梁淘出来当粮吃，就是这种“马粪高梁”也是来之不易的,很多饥饿的人们都齐集到丰台日本军营的马瞩外面，等待马队走后，就蜂拥而入，抢收马粪，当时卢沟桥年轻力壮的人，凡能逃荒外出或投亲靠友的都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日本人，为了掩盖他们杀人如麻的罪恶，竟然在宛平城里城隍庙开了一个粥厂，办起了“慈善事业”，假意念起佛来。饥饿难忍的人们，也只好到粥厂去打粥。殊不知这个名为粥厂，实则是一个劳工收容所，是许进不许出的“杀人场”。所谓的粥，里面都是些霉烂的陈粮，慷枇、麸子，甚至还有头发渣子。为了使稀粥变调，日本侵略者还在里面撤上生石灰，人们吃进去，用不上几天就会死掉;一进粥厂，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
刘臣(五十二岁，卢沟桥大队社员，当时进过“粥厂”的幸存者)说:
我和父亲进了粥厂，父亲眼看自己不行了，就对我说:“你要是能逃出去就赶紧逃出去，找我的好友刘长友。逃不出去，非得走我这条道不可!”没多久，父亲就死去了。我记住了父亲的遗言，以葬父为名，逃了出来，找到了刘长友，才得以活到今天，当时我才七岁。
李世明接着说:
粥厂里讨粥的人，如果已经死了，多数都被抬到宪平县城墙东北角儿，从城墙上扔到城外，开始日本兵把尸体用铁丝捆起来往外拍;后来，有的人还没断气，这带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就把他们装在筐里，从城墙上抛到城外。有一次卢沟桥衍里的刘桂元赶车出东门，就曾听见有人绝望地喊:"你们别搭我，我还没死哪!”
日本兵哪管这些，硬是把人扔到了城下，人一落地，几条野狗就发疯似地冲了上去。后来卢沟桥地区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狄谣:"粥厂好比鬼门关，进去容易出来难;进去皮包骨头瘦，出来白骨扔沙滩。”这是对日本侵略者粥厂的真实写照。日水侵略者在卢沟桥统治了整整八年，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卢沟桥才重见天日:特别是解放以后，卢沟桥的人民当了家，作了主人，生活才真正的好了起来。
(郭景兴、段晓微、陈静、杨学诗记录整理，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五辑，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