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彪在草地上为郭鹏做手术(上)

贺彪在草地上为郭鹏做手术(上)

1906年10月出生在今湖南省醴陵市黄獭嘴镇社冲乡。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9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冬郭鹏被平江、醴[lǐ]陵游击大队派去湖南省长沙市国民党军队中作兵运工作。

1930年2月被捕。在狱中发动难友请愿、越狱。同年7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市,郭鹏获救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16军9师9团连长,红18军52团营长,红6军团17师50、51团团长,红2军团6师师长。参加了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1934年4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第十七师第50团团长(彭栋材任政委)。

1935年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6年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9月不久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参谋长。期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参加了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2月任第120师第359旅参谋长。6月升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副旅长。先后参加收复晋西北七城等战斗和百团大战。

1941年5月任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胡全任政委)并兼任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

1942年调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第7干部大队大队长。12月21日调任南下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1945年3月23日任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10月13日任中原军区第359旅旅长(王恩茂任政委)。随部挺进湘粤边。

1946年率部参加中原突围到陕甘宁边区。11月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兼吕粱军区第359旅旅长(李铨[quán]任政委)。

1948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

1949年2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一副军长。6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军长(王恩茂任政委)。10月12日郭鹏与政委王恩茂率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进军新疆并率部和平解放了新疆南疆地区及西藏阿里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局新疆分局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2军军长兼南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任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南疆地区财经委主任。

1954年2月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同年9月至1957年8月郭鹏调到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战役系学习深造。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向中央军委申请重返新疆工作。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郭鹏重返新疆,任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主持新疆军区日常工作。

1969年6月至1975年8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8月至1977年7月任兰州军区顾问。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7月1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获三等红星奖章一枚(可免责一次)

走上革命

1906年10月,郭鹏出生在湖南醴陵。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地处湘东的醴陵,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郭鹏认为穷人出头的日子即将到来,便积极投身秋收起义,参加了赤卫队。在斗争的每一个紧要关头,他都能奋不顾身,出色地完成任务,参加革命刚两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秋收起义失败后,郭鹏随部分农协骨干转入深山老林进行游击战争。郭鹏所在的醴陵北四区游击队,人多枪少(仅一支步枪),所处的环境极为恶劣,游击队整编为平醴游击大队,动员编余人员一部分回家,一部分到白军中做兵运工作,党组织见郭鹏身体瘦弱,劝他回家参加地方工作,可郭鹏说什么也不答应,坚决要求留下。

1929年冬,他与傅德清、王福照被派往长沙国民党军队,当上了营部的传令兵。1930年2月的一天,当他们得知部队将要开往平江“剿匪”,郭鹏便与傅德清密商,趁营长回家、自己值班之际,将营长的手枪藏在了营地附近的阴沟里,计划趁机打死营长后携枪逃跑。

次日清晨,营长回到训练所,发现手枪不见了,认定是郭鹏所为,将他押送到长沙市,严刑拷打后关进监狱。3个多月后,桂系军阀打进长沙,郭鹏在狱中发动难友请愿,要求释放他们,后又发动难友挖墙洞逃跑,被看守发觉,遭受严管和处罚。

这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郭鹏与狱中难友获救。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被分配到三军团第八军警卫营当战士。此时,他将半年前埋藏的国民党军手枪取出交给营政委周光宇。

8月29日,第二次进攻长沙。郭鹏自告奋勇参加敢死队,身负重伤。长沙久攻不克,前委决定撤离长沙,向萍乡、攸县等地转移,郭鹏等伤员留在浏阳富溪红三军医院治疗。

住院期间,郭鹏生怕红军走远了,以后找不着队伍,伤还没全好就硬要求出院归队。郭鹏在战斗中英勇顽强,每次组织敢死队、突击队,他都带头参加,因而很快由班长升任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代理团长。

1934年4月5日,郭鹏所在的红十八师协同刚从湘鄂赣远征归来的红十七师,在萧克、王震的指挥下,埋伏于永新县沙市澧[lǐ]田大道以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四十三旅,生俘敌旅长侯鹏飞等,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重机枪24挺等一批军需物资,取得了在湘赣战场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郭鹏率部阻击敌后续部队有功,升任红十七师五十团团长。

这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在湘中创建一新根据地。红六军团很快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于8月11日进至湖南桂东县南的寨前坪。12日在那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动员西征。同时正式成立了红六军团领导机关。

郭鹏所在的红十七师按统一部署,先向新田挺进,后迂回转战,于9月4日渡过湘江,继续向湘西挺进,又转战黔东。湘、桂、黔国民党军闻讯立即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部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险恶。

10月7日,红六军团在甘溪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截为四段。郭鹏率五十团为后卫,日夜兼程追赶主力部队。10月13日为掩护主力转移,郭鹏率部在白剁至紫金关一带,与敌军进行恶战,伤亡很大,他自己的胳膊也负了伤,所部与主力失去了联系。

郭鹏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带着队伍找到红军。他不顾伤痛带领部队朝余庆方向前进,每天要强行军百余里,越走越困难。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郭鹏忍着伤痛,果断指挥,沉着应战,率领全团夜行昼宿,忍饥挨饿,转战500多公里,杀出重围。23日,终于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东北部印江县木黄地区会合。

1935年初,郭鹏调任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

参加长征

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

1936年4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西入云南腹地,占领沾益、曲靖,来到云南的普渡河边,计划过河后经元谋北渡金沙江,直下四川。这条路线也是一年前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国民党军早有防备。先头部队强渡普渡河后受到前方敌军阻击,红六军团准备渡河时与侧面围上来的滇军接上了火,而从湖南、贵州一路尾随的敌“追剿”先头部队距红军已不足百里,红二、红六军团面临着被敌压缩包围在普渡河边的危险境地。

1936年4月8日拂晓,郭鹏所部稍后于红二军团总部到达甸尾、可朗之间。部队尚未部署安顿好,总指挥部就派通信员将郭鹏叫去。

一进门,李达参谋长就急切地对他说:“郭师长,据可靠情报,普渡河已被敌军占领,红军前卫受阻。敌郭汝栋部已赶到嵩明、羊街一带防堵红军,与后面尾追的敌军樊松甫部、李觉部、孙渡部呼应,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孙渡的两个旅脚步最快,距红军已不到50公里,只要他们一赶到,合围红军的阴谋就会得逞。因此,不管是向前渡江也好,或是夺路转移也好,都要立即阻止孙渡部的脚步。否则,前有江河天险,后有断路敌军,左右敌军尽发,红军迂回无地,后果不堪设想。”

说到这里,李达神情严肃地对郭鹏说:“贺龙总指挥命令你即刻带十八团由可朗返转25公里,赶到六甲,最好超过六甲,以运动防御阻击敌军,掩护整个部队的行动。”

恰在此时,贺龙总指挥走了进来,特别嘱咐郭鹏:“一定要不怕艰难险阻,要狠狠地打击敌人!”

郭鹏坚毅地回答:“我郭鹏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和敌人!请贺总和参谋长放心,我人在阵地在,不完成任务死不瞑目!”

六甲一带树多林密,崖高谷深,位于可朗河上游,两旁是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谷中的崎岖小路是敌军尾追红军的必经之路。路左傍山,怪石嶙峋,越上越陡,路右是一片丘陵,有的地方坡缓开阔,灌木茂密。

郭鹏和廖汉生政委决定:全师后卫变前卫,强行军回师六甲。他亲自带领十八团和团长成本新、政委杨秀山率一营走在最前面,一路跑步前进。在六甲的石腊它丫口,部队与敌先头部队孙渡部第七旅萧本源团遭遇。敌人想不到红军会在这里杀回马枪,毫无戒备,措手不及,大部被歼。

郭鹏即令十八团团长成本新率二营和三营,占领右翼的丘陵地带立即构筑工事;

随后又令刚刚赶到的十六团登上左侧山峦,控制制高点;

以十七团在后面布成第二道防线;

命十八团一营收拢兵力,控制正面;指挥所则设在左后侧一个无名高地上。

敌军后续部队赶到后,经过约半小时部署,即以4个团兵力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炮声震天,硝烟遍地。郭鹏镇定自若,直待敌军迫近阵地前沿,才令还击,将敌杀退。随后,在敌炮击之后准备向红军冲杀时,郭鹏即发令红军出击。

双方如此反复冲杀,激战到后半晌,红军打退了敌军10多次疯狂进攻。敌尸漫山遍野。红军伤亡亦众,十八团伤亡更大,阵地上的空隙越来越大。郭鹏左肩受伤,血流如注,但他坚持不下火线,让卫生员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令全线撤退到预设的第二道防线,并从十七团抽调一个营填补了十八团阵地上的空隙。

薄暮时,国民党军又竭尽全力发动猛攻,在暴雨般的炮火掩护下猛扑过来,窜进了十八团阵地。双方短兵相接,以刺刀相拼。接着,十七团阵地上也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据守左侧山峦的十六团,子弹打光了,便以枪托掀打爬上山来的敌人。正在十分危急之时,贺龙派来增援的十四团赶到,郭鹏即令他们从左翼向敌侧后进击,直扑其指挥部。敌军受此意外打击,下令后退。山上的红军趁势猛扑下去,迫使敌军全线后撤。午夜12时,郭鹏奉令率部撤出战斗。

六甲战斗后,为了摆脱追敌,并避开川军阻拦顺利北上,军团部决定改变进军路线,佯攻昆明,经滇西到金沙江上游丽江境内的石鼓至巨甸这一地域渡江。

1936年4月11日,郭鹏带伤率部攻入昆明附近的富民县,而后涉渡普渡河,向滇西前进。18日,军团部命令六师十八团在19日拂晓前攻占祥云县城,以保障军团主力顺利通过祥云。郭鹏因伤口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率领十八团以奔袭的方法,于19日凌晨出其不意攻占了祥云,缴枪8000余支,扩军600余名,并获得许多物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战友情深

1936年7月初,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从甘孜出发,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数百里草地,到达阿坝,做继续穿过草地的准备。郭鹏被调到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作战科长。

一天,贺龙命令郭鹏带领骑兵连12位官兵去红四方面军医院布置行军任务。医院离总指挥部15公里,途中有小股反动民团武装潜伏,经常袭扰红军。临行前,贺龙叮嘱郭鹏一路要小心谨慎。

因任务紧急,郭鹏率分队一路快跑,于晚上10时到达医院,布置完任务后即刻回返。走到一座浮桥时,他感到肚子饿了,想到随部驻守在那里的指挥部副官处处长杜世兴处弄点吃的,便叫随他来的骑兵先行归队休息。

回去的时候,天气突变,风雨交加,郭鹏骑在骡子上,一手揽着缰绳,一手把头上的斗笠拉下来,盖住脸挡雨。他走过五师驻地不远,埋伏在密林中的敌人向他射来一排子弹,他受伤从骡背上滚落到几丈深的涧溪中,顿时不省人事。

过了一阵,他从血泊中苏醒过来,心想:得赶快走,躲过敌人的追击。刚走几步,转念一想,敌人就在附近,要是跟着脚印追来,怎么得了?

于是,他首先把自己的脚印弄乱,再涉水过河。河水湍急,一下子把他冲出二三十米远。他好不容易才爬上对岸,被前来寻找他的五师骑兵发现,把他扶回五师。五师政委谭友林见他伤势严重,赶紧叫医生给他上了药,并派人将他送往总部医院。这是郭鹏红军时期在战争中的第14次负伤。

后来郭鹏才知道:原来,敌人的枪声一响,贺龙就听到了,急忙让人去看郭鹏回来了没有。

当听说骑兵连的人已回来了,但不见郭鹏时,他连声说:“糟糕!郭鹏这回麻烦了。”

恰好这时,郭鹏骑的那头青骡子脱缰跑回了总指挥部,它一头窜进栏圈,一会儿又窜出槽来,神色十分慌张。贺龙一见,断定郭鹏出了问题,忙打电话让五师派部队跑步到路上去找,他守着电话不时催问结果。

郭鹏被送到医院后,贺龙、萧克、关向应等都赶到医院看望。见他全身被打了大小7个窟窿,最大的一个又恰在小肚子的左后侧,都估计郭鹏这次不行了,十分难过,围着他半天没人开口。

萧克看了一眼他的伤口,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背转身去。贺龙怕郭鹏看到了难过,急忙用身子遮住了萧克,紧俯在郭鹏身边轻轻地问:“你觉得怎样?”

郭鹏强忍疼痛,吃力地回答:“不要紧,请贺总放心。”

此时,郭鹏不是担心自己的性命是否能保住,而是担心部队就要出发了,前面就是千里不见人烟的大草地,部队缺粮,不少人累得走不动路了,自己伤成了这样,还怎么跟得上部队。

贺龙从他痛苦的表情上,读出了他的心思,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绝不会把你丢在这里,这一点你可一定要放心。”

郭鹏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哽咽得连半句话也没说出来。

贺龙与关向应当场商定,选派6个身强力壮的年轻战士,专门给郭鹏抬担架,要求他们一定把郭鹏抬出草地。

部队临出发时,贺龙骑着他那匹枣红马又赶来看郭鹏。他在郭鹏担架旁边默站了一会儿,就让郭鹏的警卫员把他那马背上驮的袋子都卸下来,一桩一桩地叮嘱:“小袋子是我抽剩下的烟,郭鹏是个老烟筒,一时也离不得这东西,你要给他带在身边,随时准备给他抽。那两个袋子里装的是青稞炒面,把它驮在骡子上,上面遮上雨布,小心让雨水浇成糨[jiàng]糊。”

接着又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用纸包好的酥油和一个小旱烟口袋儿说:“这里面装的是盐巴,只有这一点了,全都带在你身上,别搞掉了!还需要什么,路上随时找我要,我想办法给你找。”

说完跃上了马背。郭鹏一看急了,这些东西都留给了自己,贺总怎么办?忙要警卫员快还给贺龙。

贺龙发火说:“别捣鬼,快给我放下!你不吃,抬担架的也不吃?”然后拨转马头奔驰而去。

草地的天气像小孩的脸,变化无常,时而一阵大雨,时而一阵冰雹,郭鹏身上虽搭着雨布,但衣服还是被浇得透湿,伤口越来越痛,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每到宿营地,贺龙都要骑马来看郭鹏,问他感觉怎么样。

有一天,见郭鹏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安慰他说:“郭鹏,你再坚持一下,一会儿你到贺彪那里去,跟他一起行军会好一些。”

贺彪与郭鹏是十分要好的战友,当时他是四师卫生部部长。

郭鹏到四师卫生部的当天下午,贺彪和潘秉山医生便给他检查伤口。他们发现郭鹏原挂在腰上的枪柄上被打穿了铜板大的铁块,被子弹送进了郭鹏的身体,穿过胯骨,接近腹部,距腹壁仅一个铜板之隔。

贺彪告诉他,正是因为这块铁抵消了枪弹的冲力,挡住了去路,腹壁才没有洞穿,淤血才没有注入腹内,否则早就没命了。这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但让人感到揪心的是,体内的铁块和子弹正在不断氧化,毒害着周围的血肉,再过几天腹壁就会发炎、腐烂,一旦烂穿腹壁,就要危及生命。他们决定立即手术,把铁块和子弹取出。

可当时既无条件,又无手术刀,病人身体又特别虚弱,困难和危险都很大。贺彪和潘秉山医生当机立断,决定向五师借点麻药凑合一下,没有手术刀剪,就找来一把刺刀、一把剪刀、一把陶质锉[cuò]磨一磨代用。

贺彪与潘秉山医生向郭鹏讲明了手术的困难。郭鹏坚毅地回答:“怕什么,我又不是头一次开刀!”

子弹终于取出来了,但骨头碎了,渣子很多,必须用锉锉平,用刺刀刮干净,否则还会发炎化脓。刮骨开始了,只听得骨头咯吱咯吱响,痛得郭鹏汗如雨下,但他咬紧牙关,拼命忍受,使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恰在此时,贺龙赶来看望,他一手握着潘秉山医生、一手握着郭鹏的手说:“神医!神医!硬汉!硬汉!三国时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被传为千古美谈,而今你们二位为郭鹏草地开刀,也会在红军中传为佳话。”

1936年9月1日,部队到达哈达铺,郭鹏的伤势基本好转。

1936年9月11日,红二方面军从哈达铺出发,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歼敌一部。

17日,部队到达成县时,郭鹏伤口痊愈,仍返回作战科任科长。不久调任三十二军参谋长。

其后,郭鹏率部随同红二方面军在渭水两岸,同国民党军艰苦转战,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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